时隔两年，当时的情形我已不是很清楚，只记得那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络绎不绝的警察、摄影师和记者在盖茨比家进进出出。大门拉起一条绳子，有个警察守在旁边，挡住想看热闹的人，但附近的小孩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草坪进去，因此游泳池边总是有几个目瞪口呆的孩子。有个气定神闲的人——可能是个侦探——在弯腰视察威尔逊的尸体时，使用了“疯子”这个词，这句言之凿凿的无心快语奠定了隔日媒体的报道基调。
那些报道大多数是噩梦——荒诞不经、琐碎无聊、兴致勃勃、无中生有。当米迦勒斯供认威尔逊怀疑他太太红杏出墙的证词曝光之后，我原本以为这个事件很快会演变成桃色新闻——但凯瑟琳非但没有胡说八道，居然还守口如瓶。她也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她那双眼睛在修整过的眉毛之下坚定地看着警察局派来的法医，发誓她姐姐从未见过盖茨比，她姐姐的婚姻生活非常美满，又说她姐姐从来没有做过越轨的事情。她说得连自己都信了，用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仿佛这是她万万不能接受的污蔑。所以威尔逊被说成是“因悲哀而行为失常”，于是这件案子变成了最简单的命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最让我失望的是，站在盖茨比那边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一个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村报告惨剧的消息开始，但凡有关于他的猜测或者具体问题，人们都会跑来问我。起初我既诧异又困惑，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看到他无声无息，安然地躺在他的房子里，我渐渐明白了：大家都来找我，是因为没有别的人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别人完全没有兴趣来料理他的后事。
我们发现他的尸体之后不到半个小时，我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黛熙打电话。但她和汤姆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出门了，而且还带着许多行李。
“没说去哪里吗？”
“没有。”
“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没有。”
“知道他们在哪里吗？我怎样才能找到他们？”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想替他找个人。我真想走进他躺着的房间，安慰他说：“我会替你找个人来的，盖茨比。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我会给你找个人——”
梅耶·沃夫希姆的名字并不在电话簿里。管家给了我他在百老汇的地址，我打电话到查号台，但等我拿到号码，时间早就过了五点，那边没人接电话。
“你能再帮我接通吗？”
“我已经接通三次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起。那边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突然发现里面挤满了人，开始还以为是顺道来访的宾客，随即发现其实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可是，当他们掀起那块薄布，惊恐地看着盖茨比，我仿佛听到他的抗议：
“喂，老兄，你得帮我找个人啊。你要努力去找。我一个人应付不来。”
有人开始问我问题，但我脱身走到楼上去，匆匆翻查他的书桌那些没上锁的抽屉——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跟我说过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达恩·科迪的照片，象征着那早已被遗忘的风云岁月，从墙上望下来。
隔日清早，我派管家到纽约送信给沃夫希姆，我在信里向他打听消息，也敦促他赶紧坐火车过来。其实我在写信时就觉得这个请求是多余的。我原本以为他看到报纸肯定就会动身，也以为中午之前肯定能收到黛熙的电报——但电报和沃夫希姆先生都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除了越来越多的警察、摄影师和记者。当看完管家带回来的沃夫希姆的回信，有种愤慨在我心里油然而生，我要和盖茨比联合起来，鄙夷地对抗他们所有人。
亲爱的卡拉威先生：
这是有生以来最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人的疯狂行为值得我们大家深思。我现在没法过来，因为手头有非常重要的生意要处理，不能让这件事给耽误了。如果稍后有需要效劳的地方，请让埃德加送信告知我。听到这样的事情，我简直不知道身在何处，悲伤得难以自持。
你真诚的朋友
梅耶·沃夫希姆
然后他又用潦草的笔迹补充：
葬礼的事情请让我知道。我根本不认识他的家人。
那天下午电话响起，总机说是芝加哥打来的长途电话，我以为黛熙终于打过来了。但话筒里传来的是男人的声音，听上去很轻，很遥远。
“我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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