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普通的猪种，是家乐他们科研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目前市场上还没有，我想试试。”
停了一会儿，卜学新很严肃地说：
“世通啊！冲着你姐，我说句心里话：你还是应该再慎重地考虑考虑，不要轻易地就决定回来干这干那。俺们这地方，人的觉悟你应该知道，难缠着呢！干部们私心大，一个个就像张着嘴的饿狼，有多少都填不满他们的肚子。
“你没看见政府村西边那片厂房吗？那是陈唐路村一家在台湾的亲戚，回来考察后认为办个面粉厂合适，花了几百万建厂，结果经营不到一年就倒台了。”
农世通“噢”了一声，问是怎么搞的？卜学新说：
“怎么搞的？上边的干部来吃，下边的干部来要，周围的百姓去偷。这还不算，三天两头来‘检查’：这不合格，罚款，那不合格，罚款；不罚款也行，你得请客，得送礼。更可恶的是‘电阎王’挡道，一点招待不周，机器就不转了，有时一停就是几天。厂里去找供电局，他们说是用电超负荷，需要更换啥啥，需要多少多少钱；如果你们需要正常供电，你们就‘赞助’。别说他是台湾的资本家，就是美国的资本家也搁不住这样搞哇！
“80年代初，县里也有几家像样的小厂，后来硬是让那些贪官污吏们给搞垮。唉！有啥办法呢？
“世通啊！你说这国家还是这个国家，政府还是这个政府，为啥和过去就不一样了呢？就是因为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不在了吗？
“唉！共产党啊！过去硬得很，不怕老蒋，不怕日本，不怕美国，能把‘地、富、反、坏’管得老老实实；现在不行了，连他们自己也管不住了，老百姓还有啥想头？能拂拉饱肚子就谢天谢地了。”
农世通扭头看卜学新一眼，感慨而深沉地说：
“姐夫，问题还不能这样看。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政策灵活了，人们的思想也活跃了；党的政策开放了，人们的脑筋也开化了。过去多少年来的‘穷过度’和不适当地宣传社会主义道路，把人们想创造财富、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望当成‘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甚至把农民卖点菜、喂几只鸡也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这种‘政治戒律’像紧箍咒一样，严重地束缚着人们追求物资利益的欲望。
“改革开放以后，解除了‘紧箍咒’，放开了‘戒律’，潜藏在人们头脑中的那种‘急利先得’的思想像引爆了的炸药一样，势不可挡地迸发出来：有土地的农民拼命在田里劳作，要多收粮食多卖钱，越多越好，这是应该提倡的——凭劳动致富，是正道；操作机器的工人们延长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多多创造利润，争取多拿奖金，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那些既无土地又无机器的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的人们，只好利用手中的权力，从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上打主意，有的还从国库中想办法——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但也是难免的。当然，那些黑了心的贪官污吏们，不顾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死活，欺压、掠夺劳动者，那是可恨的，犯法的。
“共产党不是管不住自己，也不是不管自己，而是因为在党组织内部确实存在着一些受‘反面意识’侵蚀、丧失正义感的腐败分子，他们分布在各级组织中，有少数人还掌管着某一级组织和各级政府的职权，把持着一些极为重要的部门或岗位，这些人的私欲无限制地膨胀，损害国家利益，败坏党的威望。
“在共产党内部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也会在身体某些部位长出毒疮脓肿一样，只要这个人能感觉到疼痛，他就会千方百计地去治疗，直到完好为止；我们的党也是这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多次下发过纠正不正之风和反腐败的文件，国家也制定了不少法律；党的‘十五大’又特别强调要加强反腐败的力度。反腐败也像治疗疾病一样，不可能三下五除二、一两天之内就好清了，它要有一个过程。
“姐夫，你说的那些现象现在比前些年是不是好一些？”
卜学新点点头说：“讲起来是比过去好一些，但还是有不少腐败现象：大小当个干部都得暗中使钱，这和过去卖官、买官有啥两样？老百要想做个生意，你不知道有多难，那些管得着和管不着的人像水车辐子一样地你过来他过去，剐得你不可安身。”
“这也不奇怪。”农世通扭头看他一眼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正之风和腐败之人是不会灭绝的，就像人体也带着病菌、病毒一样。要不然，党的纪检部门干什么？政府设监察机关干什么？国家制定法律、设立庞大的司法机关干什么？就像你堂弟卜学仁，只要他活着，你能保证他安分守己，不办坏事？”
两个人边走边叙，不知不觉就到了村口。
以小合为首的一群孩子向他们跑来。走到近前一看，农世通发现了秀秀。
秀秀也发现了农世通。她甩掉哥哥的手，飞快地跑到他面前，两手一伸就扑向他：“舅老爷，我好想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