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崇祯六年11月24日，山西三十六农民起义军飞渡黄河，进入明帝国的腹心之地——河南。中原地区，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中心地域，也是古来征战的四战之地。如此战略要地现在挤进了三十万起义军，而河南本地的兵力在连年的灾荒和边境战争中已经显得异常薄弱，河南的军政官员也没有与起义军作战的经验，渑池的失陷带来整个河南西部地区的动荡。在这么个重要的地方出现这么个危机，自然是朝野震动、庙堂惊悚。
河南巡抚玄默立即八百里快奏到了北京，请求朝廷火速增援。12月4日，崇祯帝朱由检下令：“贼既渡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著选调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
随着这个命令，四面八方的官军向河南扑来，其中以左良玉部为河南军的主力。
左良玉，字昆山，临清市五里庄人。幼时父母双亡，由其叔抚养，他身材高大魁梧，力大过人，乡邻都称之为红脸大汉。虽未曾上学，但聪颖过人，自幼习学武艺，尤善弓射，娴熟左右开弓。从军后更有用武之地，加上他多智多谋，很快晋升为辽东车右营加衔都司（相当于现在的少校）。1628年宁远十三营因朝廷欠饷和辽东通判张世荣歧视军人而哗变，哗变首先从援辽的四川、湖广军开始，迅速扩散开来。后新任蓟辽督师袁崇焕单骑出关到军中才得以平息。在这次兵变中，宁远14营驻军只有祖大乐一营没有参与。左良玉的部下也被席卷进去而他本人没有阻止，遂被撤职，后又复官至游击。在曹文诏援玉田、丰润等四城时，因作战有功，加上士兵又都拥戴他，所以在隶属昌平督治侍郎侯询部下时，由侯恂推荐为副将。侯恂是东林党人，因此左良玉也成为东林党影响下的重要将领。
此时，手下只有几千兵马的左良玉万万不敢跟起义军正面对抗，而左右援军也需要时间才能到达。因此他进见河南巡抚玄默出了个主意：联络乡绅官员上书，以河南之贼来自秦晋且流窜成性为由，请朝廷设立总督协调各抚镇军队的行动。这样一来，他在没有得到协力的情况下就可以暂缓出兵，免于今后的严旨责罚了。战不能胜那就只有拖下去。
这样一来，起义军在河南就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纵横驰骋，影响越来越大，从陕西、山西的疥藓之痒彻底演变成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河南，可以说是农民起义军最适合生存、壮大的地方。在崇祯六年早些时候，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内描述了河南当时的形势：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在这样的大荒之年，明政府不但不加赈济，“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辽东）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
左良玉不敢对付农民军，这就给三十六营一个喘息和扩大影响的机会。但是，起义军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壮大了的队伍靠河南本地的产出根本就养不活！老百姓之所以起义就是要找活路的，急剧扩大的起义军和比陕西、山西还穷困的河南一比照，自然不是久留之地。因此，起义军迅速分成了两路，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部众十余万西入武关，企图与留在陕西的起义军会合；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刘国能等部则进入河南西部山区，向湖广、四川发展。
伏牛山，山高林密、道路崎岖难行，时值隆冬，山区里经常有纷纷洒洒的小雪，更增加了行军的难度。
张献忠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老营的妇孺代步，这个时候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带着队伍在山间穿行。李定国一直走在张献忠的侧后方，他是一路走一路在想着问题。
在他脑袋里装了太多的东西，这些知识、阅历要在当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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