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全面驱逐之时，武元甲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甚至公开指责黎笋。
但是作为一个越南革命的前驱和元勋，武元甲依旧对自己的国家命运报有深切的担忧。当1978年后，中越两国分歧越来越大，一场危机就在眼前，武元甲提出要“和中国同志缓和矛盾”，再次遭到黎笋的批评，武元甲大将因此也被暂停行使国防部长职务，由文进勇大将代理。
但是正是这位后来在回忆录里大肆鼓吹自己军事才能的文进勇大将，在中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初，错误的估计了中国方向的主攻方向，将越南人民军的布防重点集中于同登到谅山一线。最终导致老街、高平战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集群轻松突破，一举全歼越南人民军第346师。而这正两次前往苏联，在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进修学习的文进勇自称所精通的“大纵深作战”理论。
文进勇的无能，曾一度令黎笋将目光重新投回到老战友武元甲的身上。但是对方却一再在很公开的场合说越南在柬埔寨“前途不光明”。这多少令在中越边境和柬埔寨两条战线都接连受挫的黎笋有如芒刺在背。最终黎笋一怒之下将武元甲踢出了政治局，只保留了其副总理的空头衔。
从亲密无间的革命同志，到今天反目成仇几近路人。在权力的魔杖之下，所谓的友谊是何等的脆弱。此刻再面对已经垂老的老友，同样已不再年轻的黎笋不免有些唏嘘。“三哥，今天找我来应该有什么事情吧？”最终还是武元甲率先打破了沉默。“也没什么！苏联终于对中国修正主义当权派宣战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虽然此刻迷茫的黎笋渴望听取老友的意见，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保持自己高高在上的姿态。
“修正主义！呵呵，这顶帽子还真是谁都能戴啊！我想克利夫达总顾问一定是建议我们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北上吧！”与孤高的黎笋相比，已经在政治上几乎死亡的武元甲倒是显得异常的豁达。“倒也没有这么说！”尽管武元甲的预计与现实出入不大，但是黎笋还是选择了否认。
“相信莫斯科应该很快便会提出相关的计划吧！当然他们还会作出承诺：当中国修正主义当权派被推翻之后，苏联政府将要求新组建的北京政府重新考虑中越边境的划分问题。”不过武元甲并不在意，继续微笑着说道。“这些你怎么会知道！”对于对方的步步进逼，黎笋多少有些不满的大声回答道。
“俄国人向来喜欢割别人的肉，卖自己的好！流我们的血，成就他们自己的霸业。你我都和他们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了。这并不难猜！”武元甲一边说着一边端起放在面前的茶杯。“或许莫斯科是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但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支援却是实实在在的啊！不象中国人……。”凭心而论黎笋不是一个天生的反华派，也不是莫斯科手中的扯线木偶。只是作为一个越南人，他无法理解作为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者—中国政府为什么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出卖越南，甚至“强迫”越南签署和平协议，与法国分界治国。更无法理解自己一次次前往中国拜见**时，对方一再要求自己对南越“徐而图之”的政策。
公正地说，黎笋并不是一个只会钻营的野心家。自早年从一名铁路工人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黎笋为革命献出太多。特别是在1946年12月，印度支那再次发生战争之时，他所主持的越南南方局工作，显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坚强的个性。
但也正是因为他的眼中充斥着所谓越南南方人民向往独立、统一的热情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无法看到日尔瓦和谈之时，越南虽然在军事上占优，但越南的几个根据地零散分布，没有连成一整块，而法国还是占据了河内海防等大城市。以零散的根据地换取带有大城市、并连成整块的整个越南北部，对越南来说并不吃亏。况且周恩来在连续8次与胡志明会晤，最终说服对方接受日内瓦和平协定之前，曾首先问以越南现有力量，能不能打败法国。而当时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表示很困难。
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黎笋成为了越南的实际领导者，可以说整个抗美战争几乎全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并取得胜利。但是他并不清楚正处于“**”之中的中国政府已经竭尽全力，“清仓查库”式的支持着越南人民的战争，相反苏联过境中国的物资由于“**”动乱造成的延误，却被苏联别有用心的渲染成为中国“阻止”越南人民统一大业的铁证。
“过去的纷纷扰扰就让他过去吧！三哥，你应该知道莫斯科的承诺根本靠不住。如果中国真的战败了，一个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中国在莫斯科眼中会没有越南重要吗？而如果中国侥幸击败了苏联，我们卷入这场战争所能获得的一切利益都将最终吐出来，甚至失去更多。何况你真的还相信一个越南兵可以顶几个中国兵的说法嘛！配合苏军北进，最终将是一个放大了的‘北光’。”面对黎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