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正在黎笋坐在他曾经最大的死敌—前南越总统吴庭艳的府邸之中思索着自己所掌握的这个国家未来命运的时候，一声熟悉而又亲切的呼唤将他重新拉回到现实中来。脚步有些蹒跚的走进他办公室的是一位有些消瘦的老人，虽然曾经在他的身上曾经有着“奠边府之虎”的威名，但是”自古名将如美人”，岁月最终磨去了他的光环和荣耀，此刻站在黎笋的面前，越南人民军的缔造者—武元甲大将显得格外的黯然和衰老。
“坐吧！你怨恨我吗？”已经记不得有多久没有和武元甲这样单独交谈了，一向在越南共产党中以长于辞令著称的黎笋竟也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怎么会呢！是三哥指引我走革命道路的。”武元甲大将露出了一丝真诚的微笑，坐到了黎笋对面的位置上。“我对你的帮助是因为我想到了你的发妻。”（这话不是打脸吗？！）虽然听得出对方的言不由衷，但是黎笋还是自然而然的回答道。
黎笋这么说并非是和武元甲大将的原配夫人阮氏光泰（胡志明第二任妻子阮氏明开的妹妹）有什么私情，而是因为对方曾救过他的性命。在黎笋早年因为从事反法独立运动而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之时，有一囚犯曾扔给黎笋一张小指条，纸条上写有外面将很快的发生南圻暴动。但那张小纸条掉到了外面被一个法军官捡到了。黎笋知道法国人会枪毙任何与南圻起义有关的人士，于是请武夫人帮忙疏通那法军官以拿回那张小纸条。在武夫人的巧妙帮助下，纸条拿回来了，黎笋才侥幸得救。
虽然这件事情并非是武元甲的功劳，但是终究是自己救命恩人的丈夫。自1974年以来，武元甲一再在党内公开对黎笋的施政纲提出非议甚至挑战，但黎笋却始终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令其“彻底消失”，除了忌惮这位百战将军在越南人民军中的威望。念及旧情或许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事实上在1972年武元甲在越南人民军中的地位便已经岌岌可危了。随着1969年胡志明的逝世，武元甲已经失去了越南中央政治局普遍的信任和支持。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尽早结束越南战争。这位已经为了越南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事业鏖战了30年的老将过于乐观的估计了形式。在1972年3月发动的规模空前的广治战役。
在这次被美国方面称为“复活节攻势”的全面进攻之中，北越人民军动员了14个师和26个独立团，共计12.5万人在数以百计的苏制坦克和火炮的支援下从三个方向越过临时停火线，向尼克松提出“越南战争越南化”之后被推到一线的南越政府军发动进攻。在武元甲眼中这本应是一场摧枯拉朽的胜利大进军，但他却忽视了在24000名美军顾问的指导下，南越军队最擅长的是机动防御作战，即以防御工事和坚固的支撑点构成的组防御网，抵消了北越军队在士气上的优势；以直升机和机动车辆带来的机动性优势来弥补在数量上的差距；以空中打击、装甲兵和炮兵的火力优势而不是用更强的步兵战斗力来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
最终在B—52型战略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面前，北越的全线进攻所换来的只是空前庞大的伤亡以及微不足道的战果。作为这次进攻计划的制定者，武元甲被实际上解除了军事指挥权，由他长期以来的助手文进勇上将接替。但实际上无论是1968年“春节攻势”还是1972年的广治战役，文进勇都是武元甲在人民军中最为积极的支持者，而在1972年广治战役中，文进勇更是主战场—广治省方向的实际战场指挥官。
而关于文进勇在这次代价高昂的进攻之中所负有的责任，北越方面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口径：“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后，广治全省获得解放。南越军队的抵抗土崩瓦解，它的实力和士气通过这次战役遭到严重打击。广治的失陷，促使美国再次动摇了对南越军队独立作战能力的期望，它开始对自己越南战争所谓“越南化”图谋持悲观态度。美国的“越南化”政策彻底失败。在人民军的强大打击下，巴黎会谈恢复了。几个月以后，基辛格和北越代表黎德寿终于草签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而随着1973年巴黎协议的签订，美帝国主义开始狼狈撤离我们这个国家。”
就在武元甲黯然交出军权的同时，文进勇晋升大将军衔。随后更指挥着北越人民军轻松完成了统一全国的最后一击—胡志明战役。据说当北越人民军的坦克冲进西贡之时，对局势持谨慎乐观的文进勇，甚至也对这突如其来的胜利难以置信。显然出现这样的局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北越政治局内部已经不希望武元甲通过战功获得更大的权力，他们必须扶植另一颗“将星”来予以遏止。
因此1972年成为黎笋和武元甲两人关系的分水岭。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之间摩擦不断。出于的一贯立场和越南的对外战略，武元甲对苏联一直很警觉，更对黎笋完全倒向苏联一直颇有微词。而1978年，当越南华侨开始受到不公正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