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登基的皇帝，我表现得很勤勉。
按照隔日视朝的规矩，皇帝应该每逢单日就于紫宸殿上朝，处理国家政务，称为常朝。五品以上官员，两省供奉使，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等都要上朝。此外，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两日，还要于宣政殿举行中朝，此时九品以上的京官都要上朝，又叫朔望朝。
此外，皇帝处理朝政，还有于延英殿召对宰相的方式，叫做延英召对。
但这些，都是大唐尚还强盛时候的规矩。到了懿宗时期，常朝几乎已经不再举行。而延英召对虽然仍然没有停止，参与召对的，却并不仅仅只有宰相和皇帝。每次宦官枢密使必在一旁，皇帝每做一个决策，都得看枢密使的眼色行事。
我这个新皇帝，跟先君懿宗想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已经废弃很久的常朝制度重新启用。每逢单日，都风雨无阻的在紫宸殿上临朝视政。
当然了，田令孜在我临朝的时候，寸步不离的跟在我后面。开始他还抱着我坐在龙椅上，本来这是犯了大忌的。就算他掌握了不小的权柄，真要有人以此弹劾他，他也没好日子过。但后来他不知道被谁提醒了，居然老老实实的垂手立在一旁，不再抱着我坐龙椅了。自然，处理政务的时候，他在一边小声操纵，那是难免的了。
就算是这样，我隔日视朝的举止，还是让满朝文武赞扬不断。屡屡上奏拍马屁，说我恢复常朝制度，乃是自太宗以来大唐的第一勤勉君主，日后必将中兴大唐，威临四海。这都纯粹是胡说。大唐早期的常朝还是每天举行的呢。更何况，玄宗晚年虽然荒废朝政，早年却是相当勤勉的。不要和他们比，就算比之宪宗、宣宗，我都未必能比得上，如何竟然成了自太宗以来大唐的第一勤勉君主了？
尤其重要的是，我恢复常朝制度，完全不是我的主意，而是权力十分强烈的田令孜为了揽权而作的主张。虽然我心中的确也有这个打算，但是眼下，这功劳可不是我的。
处理政务之时，我在朝堂之上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甚至小到每一个动作，都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是由田令孜操纵。然而百官对此却视而不见，只是一味的赞颂我是天生英主，一代明君。
其实我心里、田令孜心里、百官心里都很清楚，这些赞颂，不是给我的，而是用来间接给田令孜拍马屁的。这样不但田令孜看了高兴，他们也不会背上逢迎权宦的骂名，为了拍这个马屁，他们也真是挖空心思了。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份心思放在为国效力上，那我大唐何愁不能振兴？可惜这只都是我的幻想罢了。
我做皇帝的日子已经过去差不多四个月了，咸通十四年已经到了年末。
这四个月，除了驱逐韦保衡及其党羽，我这个傀儡被田令孜授意发布的诏令如下：
深受懿宗宠爱的乐工李可及被流放岭南。此人是一名音乐家，在艺术上很有造诣。尤其是他谱写的哀挽同昌公主的《叹百年曲》，深受懿宗赏识，被封至大将军爵。他儿子娶媳时，懿宗送他两银壶酒，打开一开，里面全被装满了金银珠宝。从文化艺术的角度上来说，他是一个很值得重用的人。但是在田令孜眼中，他却是上任皇帝的宠臣，绝对不能任他留在宫中，跟他这个新任皇帝的宠臣争宠，所以他被流放了。不过我还是暗中吩咐聂隐娘派人给他送去一些钱帛，供其使用。眼下黄巢之乱将起，他这样的艺术家在中原根本没有活路，也只有到了岭南，才能有一线生机。等到我扫平天下的时候，再把他请回来传授音乐技艺，宣我大唐文教也不迟。
李可及只是一个宠臣，在朝廷和天下都没有太大的地位。接下来的诏令才是真正有影响的。
九月，田令孜刚刚把韦保衡这个政敌驱逐出朝廷，就同时给别人封官，以拉拢他们作为自己党羽。
在与韦保衡的争斗中失败的前宰相，现在的西川节度使路岩被下诏遥领侍中。侍中是最高的监督长，属于使相，也就是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权的虚位。这是田令孜对他的拉拢。
同时，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加为中书令，中书令为最高立法长，同样是使相。而魏博节度使韩君雄、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天平节度使高骈都被封为同平章事，皆有宰相名位。韩君雄还被赐名允中。被皇帝赐名，也算是对大臣的一种莫大恩典了。另外，对张公素的任命，实际上也是正式确定了他擅自夺取卢龙节度使权位的举动。
这些诏令，都是对原本懿宗一朝重臣加以安抚的信号。
此外，十月四日，以尚书左仆射萧仿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他的名声很好，有清世廉洁的美誉，又有百事主动助人的美名，被当时的人看作榜样。
他同时也是出生名门望族。后世历史上他们萧家在大唐一朝，曾经出过八个宰相，史称唐朝萧氏“八叶宰相”，历史上极为少见。而现在，萧家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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