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就是说，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本体，刑罚是行政教化的表现，德礼和刑罚对于行政教化之不可缺乏，犹如昏晓相须而成一昼夜，春阳秋阳相须而成一岁一样。这里长孙无忌所解释的“德主刑辅”的思想也就是唐初的立法思想的概括，深一层讲，治国应以礼义教化为主要方法，而以刑事惩罚为辅助手段。刑法虽然是治国的辅助手段，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长孙无忌阐述日:“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故日:以刑止刑，以杀止杀。刑罚不可驰于国，答捶不得废于家，时遇浇淳，用有众寡。”“德主刑辅”的根本要求，就是多用德教，少用刑法，但不是不用刑法。他认为法律作用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既不是对立，又不是割裂的，而是互为一体，溶成一团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本用关系。长孙无忌充分阐发了儒家“德主刑辅”的理论，明显地区别于法家的重刑主义。在儒学的旗帜下，把先秦儒法两家的基本主张溶为一体，即将儒家强调的德化、礼教和法家所强调的政、刑都视为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东西。《律疏义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长孙无忌的法律思想。
长孙无忌说:“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浇俗，礼祟升降之制，以极颓风。”他认识到刑罚的“正浇俗”的作用，但他和前人说法不一样，首先，西汉时《大戴礼记》认为礼被破坏，世俗才浇薄，才有动用刑法的必要。长孙无忌认为，时俗浇薄与淳厚，是由于失礼与否而在时间上是截然分开的，一个国家任何时侯都有浇薄的风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须臾废弛刑罚，只不过有时情况严重，刑罚用得多些;有时情况较好，刑罚用得少些。其次，是只有刑律才有“正浇俗”的作用，礼也有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所用的手段不一样，刑律用科罚来体现，礼则用升降其规格来表示。
关于立法方面，长孙无忌认为:“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及以防奸恶而救患、检淫邪而内正道”。这里，着重体现了教育的方针。诚然，法律本身是有一个教育问题，法律是通过惩罚犯罪行为而收到教育效果的。然而，强制性却是法律的本质和特点，如果回避惩罚而侈谈“救祸患”、“内正道”，那就失去了法律的质的作用。长孙无忌把立法的基点放在教育上，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法制建设，同时又掩盖了阶级压迫
的残酷性。
长孙无忌在理狱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所谓理狱，就是说的诉讼。长孙无忌认为，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来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刺，谓之忠。长孙无忌讲得这样透彻，不可谓不精辟。也就是说，那些办案的封建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在没有审讯犯人之前，就作了主观臆断，进行所谓“有罪推论”，把未经审判判决的被告叫做罪人。这样，在审问时，实行逼、供、信，迫使达到他的预断。他们不去侦查案件产生的因果关系，不去研究案件本身应该用什么法律条文进行恰当的判处，而是以探求君主的意图进行随心所欲任意的判决，这种官吏竟然被荒唐地称为“忠臣”。在这里，他揭露了封建官吏的主观主义审判态度和随意断狱的恶劣作风。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官居枢要的长孙无忌，能够这样讲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量刑问题，长孙无忌反对以君主个人的情趣来量刑定罪。《贞观政要•公平》:“取舍枉于爱憎，轻重由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在这里，有些官吏毫不隐晦地揭露了君主任情量刑的恶果，一方面是，任情量刑与法无定科互为影响，任情量刑，必然造成法无定科、法无定科又使任情量刑滥不可止。
综上所述，长孙无忌不仅为唐太宗夺取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法律方面也作出了重要建树。他的法律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探索。
（作者：潘以功）
【长孙无忌诗集】
（共8首）
新曲二首其一
侬阿家住朝歌下，早传名。
结伴来游淇水上，旧长情。
玉佩金钿随步远，云罗雾縠逐风轻。
转目机心悬自许，何须更待听琴声。
新曲二首其二
回雪凌波游洛浦，遇陈王。
婉约娉婷工语笑，侍兰房。
芙蓉绮帐还开掩，翡翠珠被烂齐光。
长愿今宵奉颜色，不爱吹箫逐凤凰。
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应诏
灵夔振穷发，淑景丽青阳。
千乘隐雷转，万骑俨腾骧。
目极三山崄，流睇百川长。
仙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