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哪怕李世民左看右看，又在其他几个儿子之间摇摆起来，长孙无忌也坚决不答应“易储”了：“李治仁孝，是个守成之君的好人选。举棋不定尚且会输棋，何况是太子大事？”
太子危机平稳渡过。但李世民受的精神冲击实在太大，五年之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公元649年，李世民做出一连串政治安排：长孙无忌出任太尉、兼尚书、门下二省的实职。最后，他叫来了另一位托孤之臣褚遂良，病榻之上，传出一丝微弱而坚定的声音：
“我死之后，你要保护无忌。若你放任别人伤害他，就不是我的忠臣。”
太子和群臣跪了下来。这是李世民最后的遗愿——保全长孙无忌。50年来，兄弟曾相煎、儿女曾反目，只有这位少年朋友、郎舅之亲，陪他走完了23年漫长的贞观路。有无忌在，贞观盛世，就能延续到下一代人。
李治搂着舅舅的脖子，嚎啕大哭，几乎气绝。长孙无忌忍着泪抱住他：“你父亲托付给你的是国家，不可以再哭了。”
从此，他为心爱的外甥耗尽十年心血，沿着贞观开辟的道路，向唐的全盛时代稳步前进。
多年以后，长孙无忌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死在了流放之地重庆。有人回忆道，在他辅佐李治时，监修国史的学者举行宴会，长孙无忌身为主编，以国舅和辅政大臣之尊，却从不会第一个举杯。孤傲如他，总以温情的微笑，把第一个举杯的荣耀让给德高望重的学者。而这，正是贞观时代的传统……
【略论长孙无忌法律思想】
长孙无忌，字辅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659年，唐初大臣，河南洛阳人。先世出于北魏皇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德皇后之兄，博涉书史、亦谙武略。高祖武德9年(626年)，决策发动玄武门之变，助太宗李世民夺取帝位，居功第一.以皇族及元勋身份，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封赵国公，极得宠幸。贞观23年(649年)，与褚遂良同受命辅佐高宗。当高宗即位，任太尉同书门下三品，后因反对高宗册立武则天为后，为许敬宗所陷、诬以谋反，被流放黔州自缢而死。长孙无忌因编修《唐律》，撰写《唐律疏义》而名垂史册，在法制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长孙无忌奉唐太宗李世民诏与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十九人，先后两次重修《唐律》.以省烦去蠢，变重为轻的原则进行修订，《唐律》由于贯彻“先存百性”的指导思想及‘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立法宽平，顺乎历史潮流，因而促进了唐初封建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安定繁荣的新局面。长孙无忌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不可能认识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本质。他在《律疏义序》一文中写道:“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识沈愆戾，大则乱其区宇，小则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故日:‘以刑止刑，以杀止杀’”’。长孙无忌在这里告诉人们，法是伴随着国家、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法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其所以要设置刑法，是因为有的人性情庸愚，思想中充满了恶念，大则扰乱天下，小则违背等级秩序、如果不定出条例法度加以制裁，有碍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封建政权有覆没的危险，于是就产生了刑罚。这就是长孙无忌所说的为自然之理。
从长孙无忌的这一段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法的产生和本质的观点，把阶级产生以后才有的法律、说成是伴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法律，认为法律是永恒的，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法律是不容移易的。在这里长孙无忌还宣扬法律是帝王根据上天的法星和圣人的易卦制定而成的，以此为统治阶级的法律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来显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充分显示出氏孙无忌的唯心主义法学观。但是长孙无忌又认为，政府和官吏是为了进行长期统怡的需要而制定和推行法律，这种对法律产生的动因观点，倒还接近实际，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再从长孙无忌叙述法律的必要性来看，他把统治阶级用法律镇压人民的手段，说成是正义的行动，认为人民的本性平庸愚蠢，心存恶念，往往会起来犯上作乱，没有法律那是绝对不行的;而封建统治者，却不得不被迫施以刑法。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颠例了是非，掩盖了事实本质的真象。长孙无忌在论述法律的作用和礼治的关系时，主张“德主刑辅”。他在《唐律疏义序》文中说:《唐律疏义》的全部内容，“一准于礼”，强调“礼治”、阐述治国的根本在于礼治。但是主张以礼治为本，并不意味着放弃刑法，而是礼刑结合，揉成一团。礼是刑罚的前提，而刑罚是礼的辅助工具，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人刑，即所谓，“德主刑辅”。其含义集中地概括表现在下面几句话里:“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