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朝廷决定建元改制之后，工部就获得了一大笔经费，开始对中南海的王府和各大官署进行改建，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现在汉王府建筑群的规模和面积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而帝国也终于有了一个相当气派的朝会场所。
比起昔日的紫禁城来，这座宫殿显然有些逊色，虽然工部衙门也是按照皇宫的模式进行建设，但大汉立国尚早，根基浅薄，与昔年明清皇宫几百年的积累相比，到底还是差了很多。实际上每次朝会的时候，不少前清官员看到新宫殿都有点物是人非的戚戚之感，对汉王昔日悍然拆卸紫禁城的“胡说非为”颇有怨言，私下里也有很多不好的言论，但感情归感情，言论归言论，回到现实中之后，任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诋毁林风的行为。
新宫殿的名字叫做“乾元宫”，规模很大，正殿之上能够容纳近百名官员和相应的侍从武士列班，殿外是一片青砖铺就的广场——这是应对朝会的需要，根据传统制度中的帝王大典，虽然平日里的小型朝会只需要中央各部的高级官员到场，一座大殿可以满足需求，但大型朝会就不行了，按照规矩，大型朝会在京六品以上的官员都必须在乾元宫报道，然后按照各自的品级排列“议政”，老百姓通俗的说法也就是“文武百官”，但实际上在大型朝会中，在乾元宫议政的文武官员远远不止一百两百，各部官署的正职官员以及有资格露面的驻京军官，文文种种加起来恐怕有五、六百不止，往往将宫殿外面的青砖广场排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议政”当然就不是汉王和几百上千号人一起开大会，实际上这许多官员之中，真正能够远远的看到君王，和君王搭上腔的只有从三品以上的朝廷大员，而小于这个等级的官员都只能在殿外等着，未得允许，不准随意说话，不准随意走动，不准迟到早退，言行举止都有相当详细的规范，这就是所谓的“朝会班仪”，由礼部官员以及都察院的御史进行监督和纠弹。
林风执政之后很少进行这种大型朝会，作为一个后来人，他比较反对这种纯礼节性的、毫无实际意义的东西，在林汉朝廷不长的历史中，几个大型朝会都能数得上明目，一般一年之中，这种许多人的到场的朝会只有年度官考、科举中的殿试以及年终的百官赐筵和祭祖、祭天，除此之外，经常性的朝会都只有三品以上的文官以及近卫军少将级以上的将领，而且就是这种小型的朝会也进行得不多，虽然理论上作为一个“勤政”的君王必须每天朝会，但林风显然不会因此而放弃睡懒觉，所以现在的朝廷制度中，这种会议是每月五次，也就是说，维持大汉朝廷运转的中枢要员，平均六天开个碰头会。
但这种情况不适宜有重大情况发生的时期。自从奴尔干巡抚张书玉的奏折送至御前之后，日下满京骚动，除了朝廷之中的文武百官之外，连那些流连于青楼酒馆的儒生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京城之中议论纷纷，稍有政治触觉的人都知道，朝廷将有变故。
林风竭力将事态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中，虽然外边议论纷纷，不少言官上奏要求大型朝会，以便令林风“广开言路”，但这个建议却一直没有得到林风的应允，直到现在，关于朝廷财政制度的改革的讨论一直在中枢要员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林风希望官员和士林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愿望落空了。
接到张书玉吹响的号角之后，李光地无疑是反对者之中分量最大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朝廷改制之前，李光地就是汉王相，号称汉军第二号首脑人物，总揽民生财政，所以不论是从官秩上还是业务上，他都有资格对这个政策进行最终评价，但是，尽管他资历深厚，朝野仰望，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个臣子，虽然他在接到邸报之初就深具不满，但却一直没有出声，恰恰相反，在明白林风的用意之后，他的大学士府立即关门闭户，不接待任何访客人，对满城风雨似若未闻。
林风知道他的想法，将铸钱以及钱庄票号信用业务委给商人，这种做法是绝对违背先贤教训的，而李光地不说话，是因为他是文官之首，执掌户部，现在林风要将户部的权力分出去，他反而越不好说话。若是同意，必将让自己手下的官员失望，为众臣唾弃，而若是反对，则就有“专权”之嫌——在林风这种强势君主面前，专权无疑是找死。
虽然如此，但在朝会之中，林风第一要找的，还是李光地，“晋卿先生，这次顾宁人先生谏我改尚财政一事，你怎么看？！”
“此事非比寻常，非臣之才可以预测！”
林风微笑，李光地说这种话很可笑，说道才华，难道谁能盖得过李大学士？！——这里绝对不是说笑话，就林风所知，李光地的成长历程堪称传奇，据说，他五岁发蒙，半年时间便通三经习百文，私塾老师惊呼“弗能教也”，轰动乡里，神童之名远近闻名，至如今，不少人评价李光地，仍要习惯性的加上前缀“幼颖异”，他十三岁读通群经，十八岁编《性理解》，十九岁撰《四书解》，二十岁著《周易解》，二十四岁辑《历象要义》，此外还通晓吕律，懂声韵，琴棋诗画无一不精，多有名篇为人传诵，当年进京赶考，囊资羞涩，不得已谱曲做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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