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所当然的，顾炎武的施政建议遭到了朝野臣工的激烈反对，不过，虽然是激烈反对，但这件事情还是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步骤来走的。
群臣的第一个顾忌就是林风的态度，林风在此事上的态度颇为令人捉摸不透，就中国的政治传统来看，关于将铸币以及管制天下票号钱庄的权力下放给晋徽财团的政治提案堪称“乖戾荒诞”，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所以出于舆论考虑，虽然是顾炎武提出来的，汉王殿下并没有对此进行表态，但是众人都很清楚，此事如果汉王心中没有一定的想法，那么无论它如何只好都只能永远在中南海上书房挂着，但现在这些东西既然已经通过朝廷邸报公而示之，那就说明汉王一定是对这件事情有了非常的兴趣。
在朝廷风评之中，林风是一位“雄主”。什么是雄主？站在历史典故的角度来看，这个词是褒多于贬，在很多场合下被认为是一种佳称，这种君王的特征就是有作为，善于驭下，政治能力很强，而且同时大局观念非常清醒，为人往往非常固执，一旦有了自己的意见，其他臣下一般非常难以改变，这是好的一面，而坏的一面就是心思莫测，喜怒无常，而且最令人畏惧的是，雄主是最不怕杀人的。
这个评价确实算不上什么错误，就当今林汉帝国的情形来看，自从林风剿灭伪清，入主中原以来，驱逐鞑虏，恢复衣冠，崇敬礼教，赈抚流亡，劝农扶桑，鼓励工商，历经数年努力，中国北方地区大体上已经从战争状态中走了出来，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个情况的出现，就已经证明了林风的政治能力——但是，附着在这个表象背后的是北京城的数次大屠杀和大清洗，辽阳屠城、山西坑俘，数十万阻挠他的人倒在了血泊之中，经过这么多的风雨之后，林风现在已经变得对生命相当之漠视，这种人格上的扭曲不是一天两天的结果，应该算是这个政治环境下必然，所以现在如果为了争取政治上的成功，再杀一个几十万、上百万人他也绝对不是什么很在乎。
大汉官员们的顾忌也就在这里，在中国社会，揣摩上意是做官的第一要务，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大背景下，什么清官、爱民之类都只能是成功官僚的政治作秀——试想如果官都做不下去，还怎么有条件去照顾自己治理下的人民？！所以当没有明白林风的意图之前，李光地、陈梦雷等一众中央大佬在第一时间之内保持了缄默。
第一个有分量的声音来自辽东奴尔干地区。这也是一件非常之令人奇怪的事情，顾炎武上奏，林风朱批转发邸报发出去将近一个多月，北京、直隶以及临近山西都没有发言，反而是最为遥远的边塞省份对此质疑，这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滑稽，不过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整顿这种潜规则的时候，众人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关乎大汉帝国国家走向的政策上来。
上奏驳斥顾炎武的奴尔干巡抚张书玉。张书玉是江苏镇江人，字素存，号润浦，伪顺治十八年进士，原本是伪清康熙朝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林风入京之后被俘，八个月之后投降效命。这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自从林风击败图海、彻底铲除满洲八旗之后，原来的心存观望的许多清廷官员都意识到“天命更替、乾坤易转，非人力可挽回”，于是纷纷投降大汉朝廷，因为林汉朝廷开国之初，本朝科班大多还都在州县上转悠，所以现在帝国的主流官员都是这些“反正”的伪清官员。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官员们还心存忐忑，因为就传统来看，“前朝遗臣”不论怎么能干，不论作出什么样的丰功伟绩，都能够被“贰臣”这个字眼一棍子敲死，很少有能讨到好的，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的投降背主行为。
他们和周培公、李光地、陈梦雷等人是完全不同的，李光地和陈梦雷投靠汉王的时候都是微末小吏，默默无闻，按照规矩来说这种状况可以被认为是“大隐隐于朝”，所以当与林风君臣际会之后，便立即忠心效矢志不疑，作出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最后“一举成名天下知”，而没有人说他们是气节有亏。
中国人的气节观念也是有一个潜在的度量衡的，责任和义务在此锱铢分明，小吏造反不是卖主求荣，所以萧何不是坏蛋，但反过来说，做官做到巡抚、布政司等，那就是“君恩深重”，不能轻易背叛，否则就一定会受到舆论谴责，而就算百年之后，青史之上也必然被史官责难。
张书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在投靠林汉朝廷之前就是伪清大臣，庶吉士出身，历任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侍郎，正正经经的朝廷大员，而且清廷对他也确实仁至义尽，他的官仕之路就是非常之传统“宰相之路”，清廷两代皇帝都是把他当成预备宰相来培养。所以在这个时候社会背景下，他的背叛是很受人诟病的，他做人应该压力很大。
但是他现在跳出来第一个质疑林风转批的奏折，这很反常，林风初一看到奏折的时候，心中的确实感觉非常古怪，平心而论，林风对待这些前清降臣也是非常不错的，就现在来看，清廷留下来的而又愿意投降的官员，只要是有本领，基本上都已经是位高权重，最近的朝廷改制小组，领头的李绂就是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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