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之辅佐刘备

吕宋、爪哇、甚至澳洲，大都结合强大水军巨舰，乘机征讨占领。至于西南方的丝路，在与刘备军取得协议后，划分合理的海上势力范围，只要在刘备军占领的日南、麻六甲（新加坡岛）等地，缴交一定关税后，便可往来贸易；同样的，刘备军若要向东南、东北贸易，也得向孙吴缴纳关税。

    只是江东的富裕繁荣，却是建筑在贫富悬殊情况的假象上。由于阶级不平等，南北世族在此恣意拓展私产，竞夺公田，侵占或强行吞并农民耕地，又封山圈泽的设置田园，装饰假山陂湖胜景，供私人享乐。恃于财富权势，各大世家又垄断商业富利，连地方官吏也兼营商业，甚至官职也成了商品，民间小商只能赚取微利，却聊胜于务农；只是商税十分烦苛，世家不但可免关市之税，又以高利、币制之端多方盘剥，以致商业鼎盛的情形呈现崎形发展，小民未富而穷者愈贫。

    相较于陆羽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刘备军辖下的一般百姓，生活却越来越好，从而吸引了不少百姓从曹魏领地和江东冒险越界而来。固然因此遭处死或流放者不少，却有更多的人成功，获得生活待遇的改善。从建安十三年至十八年，短短六年间，便有超过二百万的人口，从冀州、并州、司州、甚至远从徐州，透过各种方式，大部分流向了雍州和汉中，少部分远至凉州和益州，还有人冒险从水路辗转一路到交州的。

    在道德层次上，由于历史经验的不足，曹魏和东吴的改革，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影响，结果上行下效，无形中使政治和社会的风气，愈趋于短视近利而重视现实，缺乏理想和操守，动摇了统治根基。由于士族主要是经学传家，重视节行，蔚为门风家法；固然有道德不一定具有政治才能和治国谋略，多少却对社会风气有所俾益；所以士族的败落，自然使社会失去道德瞻依。

    曹操崛起之初，打着维持汉室江山的旗帜，积极笼络中原的世族豪强，才会获得支持；等到权力稳固后，却采取‘循名责实’的法家精神，公开声明唯才是举，不重名节，全力摧残士族、打击豪门。虽然因此提拔了不少才士，却与传统礼法传家的士族有所扞格，因而形成政治上的对立。如第一次三家大会战，曹军的关中主力军失利，河北士族与庶门才人暗中争斗也是原因之一。

    世族本来就是家族至上，然后是名义上的主君，再次是中央政府。曹操却以‘权术’自喜，无兼人之量，深恶名节之士，更促使有权力欲的士人失去节操，有识之士却灰心失望而不求闻达，导致日后政权递嬗，政风败坏，篡夺杀戮之事一再发生。

    东吴的孙氏政权也差不多，同样政风日渐败坏。初时为巩固统治，孙策采取高压与怀柔兼用，颇能维持稳定。但是一再受挫于刘备军，多少招致出力颇深的世家豪族不满，此时孙策又以强固中央、抑制割据势力为务，积极支持北地贤才，江东大姓屈抑怨愤之下，掀起数次政争或乱事，失势后仍维持一定权利财富，转而沉湎于荣贵逸乐，不再对政治怀抱理想热情，间接导致政治教化的失序。

    虽然北方有郭嘉、南方有鲁肃等，都建议曹操、孙策，仿效陆羽的作法建立书院和武院，以培养人材；但是所谓‘画皮画骨’，虽然从外表看可以很像，但内在的精神却差得多。在北方，曹操认为领地人口众多，寻找人材并不难，又在主观上认定，传统儒生的道德和才能和社会严重脱节，反而缺乏治国能力，不如直接取才较方便。曹操本人又多疑善妒，刻薄寡恩，总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反使有志者宁可设法投奔敌营。孙策虽有度量，但世家豪门恐政权为寒门取代，也多方藉口阻挠。

    再者，要成立书院，并非理想中的容易，凡是教材、师资、重点、目标等，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需要互为配合；否则东汉以降，无论公立或私立书院，不在少数，再行成立似为多此一举。比较起来，这也是陆羽成功的原因。

    为了打破世族垄断政治等权力的局面，陆羽针对时弊，着墨于书院的在于‘逻辑’和‘道德’。‘逻辑’激发个人思想潜能，鼓励在其擅长才能上发挥，无论政、农、工、商等，皆能提出针砭或创出新意。‘道德’则是对学子施以类似‘洗脑’的节义观念，鼓励其操守和理想，进取益民而不慕荣利，好使得政治、社会的风气为之焕然一新，朝气蓬勃。

    要达到这两个目标，所需要的教材绝非当时的经学所能提供，何况许多经学属于独门秘授。只有具备‘前世’记忆的陆羽，根据当时的水平，编出的‘陆氏十策’，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有助于逻辑思考的训练，又有经学、史地、甚至触及组织管理、医药等，能达致此一目的。至于师资，由于汉末大乱，许多逸士贤达避难荆、益，受‘陆氏十策’的吸引，感于陆羽的诚意，加上本身原来就对政治抱有一定理想，所以大都一拍即合，愿意从陆羽学习，然后为书院教授或武院教习。后来陆羽甚至不拘一格的成立女子书院，起用包括自己爱妻在内的才女为讲师，以致日后在各行业或专门技术上，陆续出现成就非凡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