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叔父孙静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顾邵和全斌，又亲拜顾雍母于庭前，此举博得各世族的真诚拥护，南渡诸贤也受征招出仕。于是结合南北建立一个内部团结而贤才输诚的稳固政权，如张昭、鲁肃、诸葛谨、步骘、张纮、滕胤、刘惇、赵达等皆为一时俊彦。
但是笼络世族付出的代价，长远来计却弊大于利。一则世族最注意的，是自身荣华、地位的维持和延续，其次才是对主君的效忠，甚至以把持政、军的方式，对主君造成胁迫和忌惮；二则暗地里北方大姓和南方士族仍不时有竞争，在孙权接位后更转而半公开，政、军权力由两大集团轮流掌握，孙权不思反制，积极培养人才，却以权谋方式挟其两端，取得均衡。如此造成政、军权力的垄断和风气的保守，与整个现实环境更为脱节。
相较之下，陆羽改革的成功，在于创立出客观的考试方法和教育制度，来代替评价人物的选举制度，打破世族垄断。同时为免人才埋没，陆羽规划的教育制度中，在财政上挹注相当的本钱；固然在初期限制了其发展和进步，但是以长远的成效来看，其卓著则无庸置疑。就连一般百姓受过基本教育后，无论是工业技术、商业技巧、农业改良、军事训练，都拥有较优越的素质和水准，从而带动了整体的进步和繁荣。
在社会上，曹操和孙策仍没有意识到‘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对平民所产生的影响与刺激，所以在其统治下，仍任由世族豪门割据地方和垄断地位，享有免除徭役和轻薄赋税的特权，以致豪门连栋以百计，膏腴满野，贫无立锥之民所在多有，使一般百姓只求温饱而已，相当缺乏进取的志气，社会因此弥漫苟安气氛，所谓的改革变成徒具形式。
此时大历史的走向，仍在某种程度上照常出现。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大战结束后不久，曹操在毛玠的建议下，采用变通诸端的‘九品中正制度’，由中央任命评议的中正，负责品第人才优劣，以有效控制乡里清议。但是这种作法依旧‘人治’的气氛浓厚，同时品第的方式包括了被评人的家世和才能道德，忽略了被任命的中正其实有不少仍是出身大姓世族，以致后来逐渐形成党同伐异，擅以喜怒升降的情形出现，并且朝向专重家世、不重贤才的情况，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江东方面，初时孙策采用张昭的建议，实施检括和土断之法，让渡江避乱而来的流民得到户籍，成为政府编户；但是由于政权普遍操在世族之手，得以上下其手，将壮者纷纷隐匿为自家的依附甚至徒隶，弱者方释为编户。此举招致流亡者益多，甚至逃入山中托依山越。之后孙策致力弭平山越，降民部分收编入伍，部分发为屯田，但更多为豪族掠为部曲和佃客；占有的土地也多半落入世家之手，招致中下阶层的普遍不满。另一面，虽然江南富饶，政府赋役却越趋烦苛，致使一些较穷困的地方，百姓宁可荫附豪门为佃客，不愿为朝廷编户。待孙权接位，又纵容部将杀害有钱官兵，掠夺赀财为用，使一般民众深感不公平的压迫之苛，不免思及反抗，使社会处于不甚稳定状态，在孙氏统治后期连续爆发数起民乱，最后都被残酷镇压，流离死亡者固多，间接遭难者更以倍计，以致鱼米之乡‘千里无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在朝者好大喜功又不愿费心养士取才，更让社会凄惨的情形愈为恶化。
在经济上，建安九年，公元二○四年，曹操颁布以实物纳租税的法令。但随着军费支出的浩大，杂税项目越趋繁苛而徭役更加烦重，使一般编户渐感不堪，每每导致贫者卖妻儿或自缢，如遇水旱兵灾，流亡他地致困顿死亡蔽野，或遁入山谷采草叶为食者不乏其众；相较于世族豪贵的奢侈放纵，免役安逸，形成强烈对比。结果造成百姓或惧为朝廷编户，宁肯流亡；或荫附豪族为生，却遭剥削而依旧勉强维生。说起来很悲哀，在曹魏统治下，所以能让大部份百姓维持最低生活，不致导致社会、经济崩溃的原因，在于战乱频仍减轻了人口压力，变相的使粮食能在一定程度上勉强供应无缺。但是人口大量减少，并没有让活着的人得到更多土地，因为大量的弃田与荒地都被朝廷与豪族取得占有，或分配给流民承租耕作，或派荫附之户负责。同时一般人民日常饮食的粗劣不堪，与豪门大姓的丰腴精致，同样有强烈的对比。
孙策立足江东，此地自汉渐次开拓，加上天下荒乱，北方人民避难渡江者波连不断。在第一次大会战后，刘、孙议和，原来盘据广达九郡的山越族南迁，于是北抵长江、南达闽江、东至大海，西到赣江的山区险阻之地，凡有山河森林之饶，几乎都被各大世家豪族公然兼并。为免战败引发动乱，孙策只能选择先视而不见，想待稳定再行改革。目前只能在安定中求发展，冀望先以经济的提升，弭补政、军方面的缺憾。
在孙策的锐意经营下，设署典校尉及都尉，鼓励垦殖荒地，普遍推行屯田，仅会稽傍海带湖的良田便达数十万顷。商业随之而兴，在建业设有两个大市，商贾云集，贸易船队和往来东南及东北海域，及于出云（朝鲜）、倭国（日本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