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秦、汉以前的三代，社会形态主要是封建制度，阶级划分十分严格，不容混淆。自战国至秦、汉之兴替，由于战乱连年，国家求富强之需要，乃倾向以人才为本的措施。一旦太平之世，统治阶层为便利掌握政权，在社会上再度实施类似封建的阶级制度，历经两汉四百余年，形成四个主要阶层：士大夫、编户齐民、依附人、奴婢。
士大夫还划分为世族高门和寒门庶族，等级区分极为周密，毫不含混。
编户齐民多为一般户籍百姓、因乱流离各地的浮浪人或杂营户，在朝廷安抚下从事农、工、商等业，是朝廷赋税力役的主要负担者。
依附人包括有部曲、衣食客、个客、荫户、门生故旧、僮仆等，投靠豪门后可免附政府力役，使朝廷与豪族间形成‘户口’争夺的冲突，而朝廷也有因故依附的兵户、营户、工匠、吏员等，经放免可上升为自由编户。
奴婢则是没有任何人身权利和自由的隶徒，包括生口、长徒、隶户等名目，待遇十分悲惨。
士大夫阶层享有政治上绝对优越的地位，社会上拥有崇高的声望，经济上握有雄厚难匹的力量，又是文化传递的代表。这一阶层主要有三类：开国功勋集团和累朝姻戚；凭藉雄厚赀财崛起的豪门；‘经学传业’和‘礼法传家’的累世公卿。
两汉崇尚儒术，经学昌盛，加上朝廷取士，多以征辟和郡国推举为主，莫不以经学瞻富者为上选，习经乃成为干禄捷径。有独特见解往往成为名师巨儒，对授经限制甚严，又有将独门之秘传子之习，因而累世相传，历数十百年而不坠，造成有累世公卿情况，如孔氏自孔霸起，七世中任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余如桓荣三代为五帝师，弘农杨震四世为太尉，汝南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
这类势力积久形成‘门第’，除累世家学及致仕，又授徒讲学，广收宾客，注藉弟子往往以千百计，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现象。国家又在其把持下造出两种制度，作为保障其特权的工具：一为‘任子制度’，使子弟能凭父祖余荫而致仕；一为教育制度，使子弟优先入学受业，方便取得参政的机会。
世族大姓和闾里豪强，又多喜聚族而居，形成土地和财富集中，连带周围有越多依附人。经济和政治力量互为犄角相辅，加速这一阶层垄断政治和雄踞地方的实力。汉末大乱，战乱频仍，这些世族豪强聚族自保，逐渐形成割据势力。崛起的各诸侯，除了本身具有一定实力，往往也要拉拢这些地方豪强，如曹操拉拢许褚、李典和河北诸名士，孙策笼络吴中四姓，刘备得糜竺和荆、蜀士族的支持，才能形成现在三足鼎立的的局面。
施政以人为本，举才为政治巩固的根本。东汉的选举制度既以‘经明行修’为主，这种标准又非临时考核能得，因此乡党评议成为重要依循，后来逐渐发展由少数号称专家的‘名士’以臧否人物为务，进而变成‘权威’，往往左右政府取士，称为‘品题’。如郑泰评议，出口定论；许劭及管辂更为有名。但是一般主持乡闾评议的名士，常是出身豪门大族，变成政治垄断，结成朋党，不仅有碍政治集权，更对社会、民生造成反向的畸形发展。
这也是群雄并起，逐鹿天下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没有世族豪强支持，难成气候；太依赖了又会缚手缚脚，不利发展胜出。吕布初兴，曹操连败；后来发生饥荒，吕布强劫世族之家，终导致离心结果，曹操苦撑待变，最后在世族支持下胜出，此不言而喻。
但是鼎足之局形成，要在各方面取得优势，就得在各方面作改革，首要的就是政治方面。蜀汉的成功，在于有‘转世麒麟’的规划，能成功的运用其‘前世’经验，找出合理而适切的取代方案，不仅拔擢人才，并且在社会、经济、民生等各方面，作出广泛而中肯的革新措施；而其一切的规划，脱不开以‘法治’为本，以民为主的思想。反观曹操和江东的改革，‘人治’的倾向很重，又汲汲于权力的掌握和集中。在曹魏，往往系于曹操一人的喜怒之间；在江东，却受到世家大姓的掣肘，亟思整顿不果。结果，和蜀汉改革的结果也相异，都不约而同的朝反方向偏离而去，最后或者动摇了统治基础，或是削弱了统治力，终于在战场之外的竞争中，落居了下风，注定成为输家。
曹操父亲是宦官养子，自然为世家高门所轻，曹操对他们无形中也相当仇视；加上个人野心，在得势之后，更想集大权于自身，对朋党清议自然极为忌刻。建安十年，他首次发布破除朋党的诏令，使杨、袁诸氏都遭摧残诛除，孔氏子孙孔融也因名重当世、宾客盈门而被藉故杀害。这次是第二次，使许多世族人士遭到罢黜。但由于世族的根基深厚，在社会上具有广大的潜势力，迫使曹操不能不加以重视，仍在形式上保留乡闾评议的旧传统，藉以怀柔世族，好转化其敌对立场。
孙策立足江东，于征讨平定诸郡后，便积极罗致人才，安定政局。由于五大家拥有极多的部曲徒附，实力雄厚，孙策积极笼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