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府就是曾经的齐州。
七月，天子下诏，以震武城为震武军。
八月，又改晋州为平阳府，改寿州为寿春府、改齐州为济南府。
其实，这些年，皇帝一直在频繁地更改地名和朝廷官职名称。
六月初四，朝廷颁布中书官制条例。
七月，赵佶又改“走马承受公事”官职为“廉访使者”。
据东京城朱贵传回的消息，天子应该是看到越来越乱的天下局势，想起了早些年孟翊的所献卦象（第一卷《天命》一章）。
孟翊曾言“本朝火德，应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号、官名，一变世事，以厌当之，不然，期将近，不可忽”。
天子虽然将“妖言惑众”的孟翊编管定州至死，私下里，却在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预言警告。
青州、密州的匪患也非常严重。
徐泽大婚后，命王进、朱武派人前往两地，也有协助武松、牛皋二人平定匪乱，稳定地方的考虑。
两淮地区比起京东，山地相对较少，水运发达，朝廷调集大军更容易。
山贼这个职业很难做大，更难规模化。
走途无路的两淮百姓，大多顺着运河逃往其他地域。
其中，小部分人选择到达之罘湾，还有小部分人远赴海东郡。
随着各项超级工程和各种神殿、宫、观建设的不断上马，大宋对名贵花石草木的需求越来越大，江南的花石纲之役也愈演愈烈。
纯朴的江南百姓除了出海寻找物质上的出路外，
更多的，或者还能勉强支撑，或者已经麻木，对出海心存畏惧，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虚无缥缈的精神寄托。
据潜入明教分堂的王英汇报，明教在这段时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明教不比松散的官府，高层警惕性极高，组织非常严密，对核心弟子的考验极为严格。
自从三年前，出了明州知州上书朝廷，请求取缔明教组织一事后。
明教的活动就更加隐秘，新入教的弟子考察期进一步延长。
王英一直没得到明教高层的信任，掌握的信息很少，只能根据其活动频率和内容，推测出一些皮毛而已。
大宋皇帝似乎也意识到地方上的种种不妙，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四月十四，赵佶下诏“天宁节等节及壬戌日，杖刑以下罪允许赎罪”。
四月二十三日，天子又明确拒绝监司、守臣进献的各类稀奇物品。
五月初四，废除锡钱。
六月初八，讯察天下冤假错案。
七月，因修明堂所用巨木，引发沅州土豪黄安俊为首的民变，终于被平定。
赵佶立即下诏，将已经放过一马，逍遥了大半年的宴州夷贼卜漏，与定边军李吪、沅州黄安俊，一并处以死刑，诏函首于甲库。
随后，曲赦黄安俊祸乱的湖北（并非后世意义的湖北省）。
软硬兼施，震慑人心，挽救民意，以期解除各地接连冒出的匪患。
八月初一，诏令告诫北边帅臣不要滋生事端。
如此密集的“善政””“仁政”“明政”，却没有让徐泽产生赵佶悬崖勒马，开始重视民生的错觉。
因为，在一堆信息中，还夹杂着几条不同寻常的消息。
先是，次相何执中突然致仕，将首相蔡太师置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待诚惶诚恐的蔡京闭府不出，深刻反省后，
天子一边下诏，许蔡太师三日一造朝，正公相位，通治三省事。
一边又以郑居中为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刘正夫为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
以保大军节度使邓洵武为知枢密院事，
以侯蒙为中书侍郎，薛昂为尚书左丞。
其后，皇帝又在诣建隆观后，“顺便”幸蔡京府邸。
一顿搓揉，让蔡太师再次欲仙欲死，老老实实为官家鞠躬尽瘁。
连番操作，展现了赵佶越发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
另一件，则是八月份，天子下诏全国监司、郡守搜求寻访隐逸之士。
即使是离奇神异隐居不出者，也要将其名字全部报于朝廷。
随后，天子诣玉清和阳宫。
敬献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徽号宝册。
诏令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
又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
幸好郑天寿已经跑到麻六甲了，不然的话，他可能得改名郑夭寿了。
看来，在大宋天子的心里，真正能相信的，
始终是自己越发纯熟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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