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医学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其理论的基础就是道学原理。早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原始中医的迹象，而中国历史上最早期著名的中医扃鹊就来自古代鸟崇拜部落。而古印度的医学，也和中医一样其理论基础同样是基于中国古老的道学五行理论。这也是古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同质的一个例证。在医书《阿达婆吠陀》中有关古医学的内容，如同中国的《黄帝内经》，讲些基本的养生原则，也有些易学的原理。而在另一本医书《阿柔吠陀》中，则讲得更为具体，记有躯干、体液、胆汁、气、体腔是人的五大要素，与自然界中的地、水、风、火、空五大元素相对应。一些因素主动，一些因素主静，两相失调便生病。这些观念和主张，完全是中国中医最基本的体系内容。五行的观念也是大致相同，差别之处很可能是雅利安人的不理解而错误的记录。其中所讲到的“气”的概念是最为中国化的，为世界上其他文化所没有。古印度医学中的中医理论，也证明当时的居民是来源于中国。
古印度社会中的中国文化因素实在是太多了，你只要认真去观察，就会让人目不暇接。如，从考古学中判断不同类型考古学文化的重要器皿古陶器的制作技术源流来看，古印度的陶器制作技术也是中国方式。陶胎中掺加草木灰、壳，表面磨光技法、黑白两色装饰等，都可在中国磁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南大河文化中找到依据和根源。在中国古代早有洪水灾害之后人类面临灭亡，为了人类得以传承，有兄妹奉天命结婚的故事，有的就附加在伏羲、女娲身上。而在古印度，也有同类的故事。《梨俱吠陀》中就有阎摩、阎蜜兄妹在巨大的灾难之后成婚的记载。在中国，葫芦文化很发达，有丰富的古老传说，特别是在南方，流行葫芦生人的故事。而在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中也同样的有打破葫芦就生出很多儿子来。在季羡林先生在翻译《罗摩衍那》时就发现了这一和中国完全相同的葫芦创生神话，在一则备注里专门列出，只是感到奇怪。在中国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早已经将蛙作为阴阳变化阴的代表和生命创生的重要元素对象，而在古印度的《梨俱吠陀本集》中也记录了古印度人将蛙作为生命蕃衍的象征而大力加以歌颂的诗篇。在中国古代，早有以采花为男女婚配的象征，《诗经》之中这类篇幅很多，中国的好些个民族都有过采花节的习俗。而在印度的《罗摩衍那》中，也记录了他们的十车王妃因为采花而结婚生子的故事。在中国，《周易》之中记录有古人早有坤卦下以马为牺牲的大型祭祀活动，《吴越春秋》中也有“禹乃冬巡，登衡山，血白马以祭”。而在古印度，同样也有这种白马祭祀的活动。《罗摩衍那》中讲述了十车王以白马为牺牲所举办大型祭祀活动的详细过程。这些古代文化构成要素中，地处中国和印度的两个相距遥远的文明体之间，有如此之多的元素能够重合，只有这两个文化从本质上就是相同的才有可能，除此之外的理由都很难成立。
中国华北一带的古居民自东向西迁移的过程是经过长期的、多次的过程才得以完成的。这种迁移的过程在这一广大的区域之内的古民族分布中，也可找到明显的迁移轨迹。在伊朗、伊拉克考古发现中，有中国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典型陶器出土。在印度阿肓王时期的巴尔胡特文物中，有中国西霸文化的代表符号。国外已经有专家对于中东古文明的主人中有来自东方的黄种人深信不疑。这种中国古代民族的迁移规模和程度远远超出当代人的肤浅认识。更早的证据还可以考察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文化，这也是在中国向古印度传播中原文化的必经之地。这个古文化的建筑用砖传统、犀牛图案的印章、脚形、桌形、鱼形的印章符号，也和中国河西走廊的四霸文化都有紧密的联系。
于阗（现代的和田）就是中国人西迁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的枢纽。古于阗的居民当中尽管有伊朗高原的塞种人，但是否占有主体的地位，还不得而知。当代有些学者将塞种人考证成当地的主要居民，并且还认为这些人本来就具有中国血统，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地有中国人是当地的主要居民却是不用怀疑的，这有三个有力的证据：一是于阗的佛教兴盛传统，塞种人历史上当时是最挚诚的佛教徒，而中国人更是。当时一些中亚深目高鼻民族是否也信佛，不易确定。二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玉文化的传统，华北一带向有渊源，如红山时期玉文化就已经相当发达，而于阗其他民族却并无中国式的玉文化，于阗玉文化的根源，就是中国华北古文化。三是《魏书。西域传》下于阗条目中记载有：“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玄奘《西域记》中记载有于阗当初建国时的情景，“东土帝子蒙谴，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这个记载又和舜时期放四于四门的记载相印证，这支东面而来的居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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