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于佛教正式产生前的中国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所经历的一个特别的时期。在此期间所构造的人伦道德体系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杠杆，成为一种孔子推崇的礼仪时代。孔子的一生，一直致力于西周社会的社会规范复兴而努力。西周的统治者汲取商代灭亡的教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禁杀、禁淫、禁酒的法令，成为中国儒学五律建立的最为直接的基础，也成了佛学五戒的最直接的借鉴模式。早在东晋时期，有个文人叫颜之推的，写了篇《归心篇》的文章，就将佛学五戒和儒学五戒进行了一番对比，结论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仁义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由此，他还专门讲佛儒同源的事实，“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
有大量的考古学成果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中国华北一带曾流行过鸟崇拜、猴崇拜。如东湖林、磁山、北福地、上宅等古文化。在当代的西藏和南方，还有居民自认是猴的后代，都是这种猴崇拜的遗韵。商人中早有“玄鸟生商”的故事，许多民族都以乌鸦为吉祥物，这和佛学创立时的印度相同。这些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在佛教的经典中同样大量存在。不论是猴还是乌鸦，多被描绘成慈悲为怀的善良化身，要么积善行德，要么救人于水火。雅利安人的吠陀记录中却没有反映雅利安人有也抱有同样观念的记载。《杂宝藏经》中记有一只乌鸦为了一群乌鸦的生存舍生忘死，用计谋战胜猫头鹰的故事。《六度集经》中记有一只鸦想方设法挽救好朋友九色鹿的故事。特别有意思的是孔雀王朝时期编辑的《生经》中，则将这些动物的特性描绘成另一种情况，准确反映出古印度人乌鸦崇拜的情况和后来建立孔雀王朝时以孔雀崇拜代替乌鸦崇拜的过程。现将这个故事引述如下：
乌鸦和孔雀
在很久以前的波遮犁国，从来没有见过鸟。当时在北方边地有个国家叫智幻，这国有人将一只乌鸦带到了波遮梨国。波国人见到后很高兴，当作神鸟来供养。因为波国人对乌鸦很好，这个消息逐渐远扬，于是各地的乌鸦都纷纷飞到这个国家。
有个商人，从其他的国家带来了三只孔雀，波遮梨国的人民听到孔雀美妙的鸣叫，看见孔雀五色斑烂的毛，连走路的姿态都很优雅，于是人们开始喜欢孔雀，纷纷抛弃难看的乌鸦。
这则表面上平淡无奇的故事被有意编入《生经》，其实是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鸟观念中深含的不同文化，以及孔雀王朝时期作为统治主体民族的那种民族优越感。
佛经中的猴故事则更多，但都是正面的高大全形象，传达出猴崇拜的意味。《杂宝藏经》中有个故事讲一只猕猴王为破猎人的罗网而跌入深坑，小猴子们齐心协力，一只拉住另一只的尾巴，如同中国故事中的猴子捞月般的方法，终于将深坑中的大猴救出。而《六度集经》中所讲的一则故事，则更是带有《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影子。一只猴王偷吃了国王花园中的果子，但和孙猴个人到王母娘娘园中偷嘴不同，猴王被抓住并且还要惩治随行的500小猴，猴王愿以自身的肉而成为国王的美食，换得其他猴子不被追究。如此的忘我精神感动了国王，最后皆大欢喜。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猴崇拜，对佛教的影响还表现在佛教艺术中同样也有具体生动的事例。在中国许多猴飞天、猴仙的形象中，猴子的大耳朵总是十分引人注目。在敦煌、云岗的佛教艺术作品中，猴的大耳朵元素保存的较多。一直以来人们对佛教人物的大耳朵特征总是不能明白具体的渊源所在，这其实就是猴崇拜的遗韵。中国古代对一些英明的人物多以耳朵的特别为外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古文在记录大禹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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