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世常见的地理测量法则，三角测量的根本原则是在地理图形上虚构出一个直角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分别是目标物的标高和目标到测量点的投影距离，而斜边则是高点到测量点的直线长度。
由于在实际测量过程中，探测者无法深入地下取到任何一个直角边的长度，所以其解题思路，就是在已知一个锐角和斜边长度的情况下，求取直角边长的过程。
测量的过程则更简单，他所需要用到的工具仅有量角器和测距索，考虑到量角器需要现制，或许还需要一个用来画圈的大型圆规。
在李恪心里，这场对博是不存在胜负悬念的。
因为想要开解一道关于直角三角形边角关系的几何应用题，必然要涉及到对三角函数的应用，也只有引入正弦，才能快速准确地通过斜边长度得到对边，也就是目标标高的确切数据。
而秦人有三角函数的概念吗？答案自然是……没有。
华夏的古人是极富有数学思维的。
仅从直角三角形的几何解读上看，《算经》的作者蒋铭祖便记录过古之贤者商高与周公的一段对话，曰“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勾股一词由此而来。
此后三四百年，陈子进一步将勾股定理泛用化，得出了任意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关系，曰：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乘并开方除之得斜至日。
也就是说，早在春秋战国期间，华夏先民就已然摸透了勾股定理，而西方世界则直到陈子后两百年，才由毕达哥拉斯发现了这个定理。
当时为了庆祝这一定理的发现，毕达哥拉斯的学派杀了一百头牛来酬谢供奉神灵，所以勾股定理在西方，又被称为“百牛定理”和“毕达哥拉斯定理”。
然而，与其他所有学科一样，华夏先民在三角几何的研究当中存在有巨大的盲区。
因为过度的神化和观星术的兴盛，华夏的三角学起于勾股，同样也止于勾股，再没有进一步的挖掘，更别提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去影响和拓展人们对宇宙和世界的认知。
繁衍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人最先应用六十进制将圆弧分作三百六十等份，与大秦同时代的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弦表，而华夏却直到崇祯四年，才由邓玉函、汤若望和徐光启在三人合编的《大测》当中正式引入正弦概念，并以编译的方式，短暂地打开了这个领域的大门，紧接着，清朝便开始了……
愚民，愚己，少数人口对多数人口的统治拥有天生的缺陷，唯有通过不断地神化自身，降低民智，才能真正坐稳那至高无上的宝座。
于是，华夏仅有的科学土壤就此湮灭。
想到这儿，李恪不由地颤栗起来，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真的具备改变历史的能力，而且一点都不难。
他所要做的，只是将自己所掌握的基础知识传播出去！
若是三角函数早早便出现在华夏的天文学体系当中，会对这个时代，乃至于以后的时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基础数学与基础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都是不同的，它们影响的是根本，展现的是真实，而且相互之间自有玄奥的联系，堪称牵一发而动全身！
只需要埋下这颗特别的种子，等着它生根，发芽，总有一日，它将长成参天的巨树，把所谓的黄道、紫薇，还有狗屁不通的天人合一搅得稀巴烂！
天命神授的观念被一旦打碎，华夏必然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将是因为他！
冷风拂面，飘来碎雪朵朵，顺着鹤氅的领口，打着转贴在李恪的脖子上。他打了个激灵，登时便清醒过来。
仅有三角函数远远不够！
拥有三角函数加成的天文和地理学仅仅是其中一块小小的拼图而已，想要打破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解放民众的思想，华夏有太多缺失的东西需要补足。而这些，仅凭他一人一世，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也没有能力去做到。
历史自有惯性，且具备无匹的纠错能力，想要凭一己之力，从无到有地改变时代，无异于痴人说梦，螳臂当车！
“或者说，我需要有一批信徒？”李恪喃喃自语。
“先生，您方才说甚？信什么图？”由养的声音突兀而起，把李恪吓得魂飞魄散，也把那经由三角函数所引出来的胡思乱想一气给驱出了脑子，直窜得无影无踪。
李恪老羞成怒，愤然说道：“我在说，若是任由你们信手涂鸦，如何能制出我要的工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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