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捷的消息，迅速传遍天下，江南军百胜之师，让动。百姓们欢欣鼓舞，官员心里却是庆幸和苦涩交杂。庆幸的是清军的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山东怎么眼他们并不关心，他们最关心的是京师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太平！
而让他们苦涩的，却是朱由斌这么好好的一位良将，生生将自己独立于朝廷之外。虽然圣上已经给了他“武英王”的封号，但大臣们心里都知道，朱由斌这位江南之王，却从此后再也不会和朝廷一条心了…而那位崇祯皇帝，心里又会怎么想呢…
崇祯十二年三月，朝廷下旨，加朱由斌为骁骑大将军，并在朱由斌的“武英王”前加了“忠勇”二字，是为“忠勇武英王”，可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封号，对朱斌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而吴三桂出兵截杀多尔衮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了朝廷，这让朝廷上下大大松了一口气，咱这大明，可不是只有你武英王一个人能打仗，咱还有关宁军在，还有吴三桂在呢，这吴三桂一样也是大明的良将，这关宁军一样也是百胜之师！
是月，崇祯亲赐“儒门出将，父子元戎”八字，又竭尽全力筹集了一批军饷，送往宁远，以示朝廷对吴三桂特别的恩宠…
而有赏必定有罚，为了追究此次清军大举内侵，致使卢象升死节，济南遭到强势攻击，却除江南军外无一兵一卒救援的罪责，崇祯命他的宠臣杨嗣昌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穷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地责任。
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地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的威胁暂时过去了，可大明王朝地衰弱，却已成为了无法避免的事情…
杨嗣昌不闲着，于这一年出了个主意。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崇祯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就应该有足够的把握。
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而这些不顾朝廷之根本弄到的银子。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个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而更坏的后果，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地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贼军，使得流寇的声势又重新大振起来…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朝廷注意力开始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并在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谁想到张献忠大奸大滑之人，在大明军内多有耳目，他居然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而杀向房县。
而左良玉指挥地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者劲皆叛去。
崇祯听到官兵大败，几乎要被气疯，立即下令削去熊文灿官职，抓捕入狱，在被关了一年多时间之后，熊文灿被崇祯处决…
罪是追了，人也杀了，可贼不能不剿！
崇祯思来想去，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他又不愿再度启用朱由斌剿贼。考虑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最后直接批示给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出朝督军，任剿贼之督师。
在朝内出谋划策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作出忠勇之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
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内阁大学士，意即指杨嗣昌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那样地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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