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典来的班机正点降落，我站在接机口等着，一会儿就看见黎海民一手拎着一个连国内的民工也不用了的大编织袋，匆匆往出口走来。再一看，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子，也是一手一个大编织袋。夹在金发碧眼推着各式旅行箱的欧洲人中间，煞是好看。
他也看见我了，哈哈笑着走过来。
“这是小唐，唐静姝，myiover。”他介绍身边的女子。
情人唐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眼睛。
我们握手。
这唐静姝挺漂亮的，很年轻。个儿不高，身材匀称，大眼睛，细眉毛，五官端正，蛮清秀的一个小家碧玉。
“走吧。”我帮唐静姝拎起一个编织袋，“呵，还挺沉，装的什么宝贝？”我问。
唐静姝脸红了，“全是破烂儿——这编织袋能装什么好东西？”
黎海民说：“小唐还怕你笑话，说什么也不让用这编织袋。我说怕什么？都是自己兄弟，笑话啥呀？”
我一笑，说：“西门大官人，你这行头目前在世界上大概只有河南大别山里的民工还用——我怎么能相信你是从希腊来的呢？”
黎海民哈哈大笑起来，对唐静姝说：“你听他叫我什么？西门大官人。赶明儿我给你讲讲这个绰号的来历。”
开车回到家门口，见超市门口摆了许多装着活鲤鱼的大桶，捷克人都在排队买，才想起快过圣诞节了。
捷克人有个习惯，一年只吃一次鱼，在圣诞节的时候。捷克人不爱吃也不大会吃鱼，一年就吃一次，还满街跑着救护车往医院里送嗓子卡了鱼刺的伤员。我停车也买了两条大鲤鱼，领着他们进了家。
从此，他们就在我这儿住下了。
黎海民和唐静姝在一起，真是不大谐调。黎海民已经是一株萧疏的老树，浓荫繁茂，杂花满枝已是遥远的昔日。而唐静姝却还是一朵怒放的鲜花，青春和美丽都正当其时。
黎海民比唐静姝大二十五岁。
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以为一定会有一个十分浪漫的故事。黎海民是个爱炫耀自己的人，他向我娓娓讲述了当年如何把少女唐静姝一举侃晕拿下的过程，乏味和龌龊都已达到极致。
唐静姝是天津人。父亲在黎海民老爸任校长的大学里当老师，母亲在校图书馆做管理员。西门大官人经常在院内出没寻觅，不久，便发现了小巧玲珑的美丽女孩儿唐静姝。那一年，她刚刚十八岁。可以想象，西门大官人看到美丽的女孩儿唐静姝，就如同一条看见了骨头的饿狗。
天津其实是一个市民社会，老百姓小富即安，从不奢望更好的生活。他们经常笑话近邻北京人，说北京的下岗工人不去找事儿干，而是每天趿拉着拖鞋去和胡同口那钉鞋老头儿讨论政治局人事安排问题。北京人也经常拿天津人开涮，天津小市民的口头语是“你妈妈”，天津方言读作“泥马马”，说天津人都不重视孩子的学习，学习有嘛用？有一家人特殊，孩子居然会认26个英文字母。有客人来，母亲便炫耀，拿出字母表指一个让儿子念一个：
“介（这）是嘛？”
“泥马马的a。”
“介是嘛？”
“泥马马的c。”
“介是嘛？”
“泥马马的h。”
“介是嘛？”
“泥马马的b！”
按道理说，西门大官人侃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九的天津女孩儿都不会感兴趣——谁会有兴趣知道xxx副总理早上起来是先喝红茶菌还是先喝小米儿粥？谁会耐烦听xx的儿子和xxx的女儿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
不幸的是唐静姝恰好是这百分之一。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你的居住地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你的尊卑、你的政治地位、你的经济状况，甚至注定了你的前途和一生的命运。
在上海，全体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而上海人内部呢？在上只角居住的人又看不起在下只角居住的人；在康平路爱棠园、爱桃园——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干部宿舍区——居住的人则看不起全上海的人。
在北京，人们以居住在大院——海军大院、空军大院、总后大院以及国家机关宿舍为荣。
在天津，由于这是一个典型的市民社会，而且从来也不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连城市地位都是一会儿直辖一会儿省辖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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