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波希米亚有一个多雪的冬天。
12月21日一大早，我开着车一路打滑象蜗牛一样在雪地里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机场，——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从雅典飞来。
我几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从希腊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他乘的航班号码和到达时间——早上7点25分。我的车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着车。按这两天的温度，我要是早晨醒来再去着车，肯定走不了。怕误事儿，我就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哪里还能睡觉？
黎海民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文革”的悲惨岁月。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大约长我八九岁的样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嘛。他家本来在北京，他的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大学文化，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领导人看中，调去做了秘书。不幸得很，那位领导人在50年代党内残酷斗争中倒了台，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儿，文革一开始又锒铛入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株连九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更何况秘书这样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亲被连降六级，发配到我们这个边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干部。按说日子也安稳，此地民风淳厚，不会冷眼看人。谁知没几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好人都要脱层皮，更不用说他这种底儿潮的人了。
凄惨和苦难人人都知道，打住。
黎海民于“文革”中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百八十人的农机厂做翻砂工。工人们更是质朴，谁也不歧视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家跟他亲亲热热，一家人似的。两年过去，他竟把厂里最漂亮的女工娶回了家。要说他太太也真是好人，在那种暗淡的岁月里谁还能指望他有出头的一天？厂革委会主任和工会主席都找他太太谈过话，指出她的阶级立场没有站稳，告诫她如果一意孤行，她一生的前途就毁了。不仅永远不可能入党，而且一遇政治运动就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审查。
她不回头。
她说前途毁了就毁了吧，不能入党就不入吧。我要是不嫁黎海民，谁还会嫁他呢？他父亲是他父亲，他是他。他不是坏人。他都笨成那样了，能是坏人吗？她爱上黎海民似乎完全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一种怜悯——他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想干，除了一个人悄悄哭，就是发呆。她不忍看人痛苦，便去安慰他，讲故事给他听，约他去看革命样板戏。和他一起跑腔跑调地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跟他一块儿去食堂吃饭——那时吃饭要粮票的，还分粗粮细粮。每个人一个月有三斤细粮，也就是白面，其余都是粗粮，玉米面、红薯面、高粱面什么的。她把细粮都给黎海民吃，自己顿顿吃粗粮。
有一个星期天，她来黎海民的宿舍帮他拆洗被子，见他又在一个人流泪，赶紧过来问他又怎么啦？没想到黎海民抓住她的手不放，说你要是真可怜我就嫁给我！她愣了半天，轻轻叹口气，说好吧。
黎海民的感觉是幸福到顶儿啦，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幸福了。他清楚得很，他爸爸的问题不同于我们这些人父亲的问题，他爸爸是受老首长的牵连，而老首长的案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御批的铁案！
除非乾坤倒转，
除非红日西升，
除非改朝换代，
他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能娶这样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女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算幸福到顶儿了吗？
新婚之夜，黎海民泪流满面的搂着她说：“这辈子我是没指望了，如果真有下辈子，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太太斥责他：“又哭，又哭，那么大个男人，泪水比尿还多。”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过着平淡甚至有些拮据的生活，但黎海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可谁想到真的就天翻地覆了！
1976年10月6日，平地一声惊雷！
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批判了两个凡是，接着又是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黎海民的心里有了一丝希望。
1978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昭雪，黎海民父亲的老首长再度复出。黎海民欢欣鼓舞，他知道云消雾散的日子不远了——用不着老首长说话，老首长的复出就说明父亲的问题全部是莫须有。他兴高采烈地对太太说：“等着瞧吧，老爷子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太太倒不觉得有什么，解决不解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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