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会随着环境而变化的，当第一条鱼儿爬上岸边探出了头，它的生存环境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
这次改革，我赢了，一群被改革革掉工作的人们骂骂咧咧，吵吵闹闹，为了各自的利益拼个你死我活。
这里面没有我，此时的我正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风看报纸呢。
从没有这么的淡定与悠闲，当我看透了这里面的游戏规则时，我不再有任何的惧怕了。
一个女人敢于脱掉自己的衣服，那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赵德顺让我放心我的工作一定丢不了，我笑笑，他太低估我了，我仅仅就要一份工作？
我告诉他，我不仅要保工作，而且要求得更大的进步：我要一个职位。
赵德顺一脸坏笑，说我是得寸进尺，我告诉他，我不管什么得寸进尺还是进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既然有机遇，我就不能饿死在马槽里。
赵德顺还算不负与我，给了我一个计生所所长的职务。当然，我也给了他很多。
我已经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感情取向了，这本来只是一场交易，但我在不知不觉中投入了，就如同一个戏子，在整天带着面具的情况下都搞不清楚流的眼泪是真还是假了。
我承认对他已经有了一定的依赖。虽然在上班时我们很少说话，甚至都有一种互相回避的心态。大家心里都明白，都是有家庭的人，而且他有地位，有身份，他绝不会让一个女人成为他的绊脚石的。想要名分，那是小女孩才会做的幼稚，我只要利益，有利益就行了。反正在家里也没有丝毫的舒心，就让我在他那里得到一根火柴的温暖吧。
我的这种坐直升飞机的架势让很多人始料不及，连杨旭中也没有料到，他很生我的气，也不打算管我工作的死活的，但我不但没有“死”，反而“活”得更滋润。由于有工作上的优势，杨旭中他们村谁家有计划生育上的事情，我都能上下逢源，同时也捞到不少的好处。因此我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的赞赏，用一句话说：“会办事儿，能办事儿。”
一次下乡时，竟然遇到了杨飞，也许正值收秋，他穿了一件破旧的蓝衬衣，提拉个拖鞋，脏乱的头发上还有几粒玉米穗屑，这与那个在深圳干净帅气的杨飞已经判若两人了。
我已经半年多都没有见过他了，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故意为之。
他见过我之后，扭捏了一会儿，提议让我去他家吃饭，我很纳闷儿，问杨飞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杨飞支支吾吾半天，我才明白，原来杨飞找了个女朋友，虽然还没有领证，但女孩儿已经在他家里住着了，而且女孩子已经怀孕了，杨飞担心让计生办知道既罚钱又要做流产，所以想请我帮帮忙，讨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杨飞看我的眼神有些猥琐与胆怯，不是对等的关系，这与我刚结婚时的他已经截然不同了。我知道，在他看来，我是一个乡干部，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地位的差别已经让我们不能同日而语了。
这种转变鲁迅先生早已经说过了：儿时的好朋友三十年后闰土叫了一声：老爷。
“那赶快去民政上把证领领，喝喜酒时可不能少了我。”我笑起来，我想打破这种阶层困窘。
“那是，那是。”杨飞连连点头，但脸上并没有丝毫舒展而自然的笑意，依然谦卑着，仰视着的神情。
临走时，杨飞给我买了一瓶绿茶，这是农村人根本就舍不得喝的，我打开桑塔纳的车门，钻进车内，我听见杨飞说：“婶子，慢走，让您操心了。”
我悲凉的看了杨飞一眼，发现自己有些失态，慌忙收起刚才的失神呵斥司机老王来：“说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今天犯戒了。”
我已经不敢再看杨飞了，我们已经隔了一座山的距离。少时的戏言渐行渐远了。
我很少回家，因为职务提了，工作忙了，更因为我不想回那个家。
只是在极度想女儿时才回家看看，但女儿并不买我的帐，连让我抱抱都不让，倒是一回到奶奶的怀抱就喜笑颜开，婆婆一脸不悦：哄孩子哄得多了，才不让你抱。
我知道婆婆是在讥讽我，我知道我确实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作为媳妇儿我只是给婆婆生了一个孩子。
我和杨旭中还在冷战，但我能感到他有和好的意图，以前他的许多坚持都有些松动了。
在工作上他并没有什么起色，因为为人特老实，不会和领导套近乎。学校有什么事也不去主动参与，只是好好的教好他的一门数学课就万事大吉了。跟他一起分配来的都混个一官半职，只有他还是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虽然成绩突出，但一遇到人事调动就是没有领导会想到他。
也许跟领导接触久了，看多了那些官场上的人精，所以对杨旭中淳朴到有些单纯的为人处世风格不屑一顾，更加的看不起。
仕途上的诱惑让我深陷其中，欲罢不能。我要增加更多的政治资本。因此我报了函授本科，写了入党申请。
我越来越会打扮自己，每次去县城出差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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