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让我乘凉，有一个大腿让我抱住，但我不知这棵大树、这个大腿在哪里？
从没有的孤单，从没有的恐惧，这边是杨旭中对我的不冷不热，那边是工作上的不顺不利。恰好这时我发现我怀孕了。
我竟然要做母亲了，这让我惊讶中多了几分好奇，真的就那么神奇吗？我也可以创造一个生命。
我把所有的高跟鞋都收了起来，换上了舒服的运动鞋，走起路来也一改过去的急匆匆，学着慢条斯理的走姿。
可那个该死的所长仍让我下乡，有时幸运碰到有摩托的男同事载我还行，如果没有，我只能骑自行车了。这对孩子绝对有危险。
我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所长，所长不屑的朝我小腹处看了看，：“不明显嘛！那好吧，照顾所里的同事也是我的职责，你去离镇近一些的几个村子吧。”
我一阵委屈，所里几十号人，整天闲的挠头逮虱子的大把抓，却还让我下乡。我不敢违抗，只得低头走了。
只顾低头盘算着今天能够找谁载我下乡，还找那个李秋华吗？我早看出他有些不情愿了，摩托车是烧油的又不是烧空气就能跑。可不找他又能够找谁呢？正思量着，无意间和一个人撞个满怀，我趔趄一下，几乎被撞倒。屋漏又逢连阴天，我没好气的抬起头要发脾气，一看，这个人恍惚见过，看派头就是领导，到了嘴边的骂人话被我咽了下去。
他大约四十多岁，有些胖胖的，但并不是那种啤酒肚的蛮胖，眉宇间的儒雅可以看出他是经过寒窗苦读出身。他先是皱了皱眉头，转而好奇的问起了我：“想什么呢？那么专心，整个人直往我身上撞。”
我面红耳赤，说道：“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后面的话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只是不停的讪笑着。
“你是哪个部门的？”他好奇的问了问我。
“计生所的。”我如实回答。
“才来的吧，要不怎么不认识你？”他端详了我一下，笑着说。
“不，已经半年多了。”我说道。
“哦。”他点了点头，默许似的笑了笑，就走了。
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我镇的二把手也就是镇长赵德顺，难怪面熟，原来镇开大会的时候在主席台讲过话。
没有想到这次下乡的时候他也在，主要是这个村出现了一个计生钉子户，家里穷的跟要饭的似的，但为了要到儿子依然坚守祖训、不屈不挠。闺女一拉溜要了三四个，一个个衣衫褴褛，黑不溜秋，面黄肌瘦，睁大了眼睛瞅着这一群“非法入侵者”。其实在农村因为要孩子要到穷困潦倒的大有人在，但只要交足计生款，穷与否都与我们计生办没有关系了。这个钉子户之所以惊动了大领导，主要是这家男主人不会挣大钱，只会睡老婆让他生儿子。用他的话说：“要钱没有，要血一盆。”
中间我并没有和那个赵德顺说上话，但我们目光对视，我能感到他对我还是友好的。
在计生所工作一年来，我越来越感到计生工作说白了就是猫与老鼠的游戏。也就是动画片《TomandJerry》。没有了老鼠，猫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向来会做卸磨杀驴的事情，所以猫很明白老鼠不能绝迹，对手的毁灭也意味着自己的毁灭。猫更明白时不时也得消灭掉一两拨老鼠，因为这才是自己功德的体现，是自己向上攀爬的本钱。这种互依互存的逻辑让猫与老鼠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有时猫鼠相克，有时猫鼠同眠。反正在彼此的相生相克中老鼠生出了更多的子孙，猫得到了更多的利益。
当然这只是我小人的策反言论，公共场所谁敢把这些晒出来？十年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都害怕了政治这个披着羊皮的狼，所以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成了从政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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