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紧盯着荧光屏，两只手的手指不住地按着键盘上的按键。他奋力穿行在看似不可通行的原始密林中，时而与湍流拼搏，时而陷入荒凉的沙漠，似乎难以逃生。
他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绝不能退缩。
我在自己的电脑前坐下。
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特别的搜索方法。我只得按部就班地在档案中查阅所有曾经有过性暴力犯罪行为人员的案卷。当然，像这类为非作歹的家伙的案卷无不多得数不胜数。
“读读这份打印出来的材料！”菲尔说，连头也不抬一抬。
我拿起打印桌上的材料。
材料文字简短：“1975年，洛杉矶市警察局对基尔克-摩兰进行了调查。他涉嫌参与马尔科姆-赫曼对加利福尼亚银行一个分支机构的抢劫活动。由于摩兰能够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调查工作因而停止。”
“就这些吗？”
他一声不吭地点一下头，继续啃他的比萨饼，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
四小时以后我狠劲一摁电脑的关机键，大声说道：“今天到此为止。”
“我还有几分钟。”菲尔轻声含糊地说。
我离开信息中心，在餐厅弄了一杯咖啡，跟史蒂夫-迪拉吉奥商谈一番之后终于坐在我与菲尔共用的办公室里，仔细研读检察院提出来的一长串问题。他们关心的是，逮捕卡洛斯-门多扎是否符合对待外交人员的有关规定。
我被搜索那些牛鬼蛇神弄得头昏脑胀而不得不撒手暂停。两小时以后，菲尔兴冲冲地跑进我们共同的办公室，手里挥舞着电脑打印件。
“我找到他们了！”他洋洋得意地大声喊道，“我找到他们所有四个人了！”
生活中总有一些短暂的时刻，一个人甚至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也难以忍受。
范希-赫维什在“每日纽约”的晚间新闻中，为记者招待会的几个画面准备了一段解说词，结尾的一句话是：“对罗德尼-柯拉夫是否真是残杀三位姑娘的凶手的怀疑是不可能被排除的。”
制片人拉德-佩拉把最后这句话从草稿中一笔勾去。
“这样的话你可不该说，宝贝！”他解释道，“整整一天我们电视台都不断接到观众的电话，他们一致认为，这杂种只配享用电椅。我们百分之九十的观众也持同样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让他们听到你对他们说不要忙于下结论的话。这只会使得他们更加愤怒，更加冲动。”
范希没有反驳。在播放时，她使用了经过修改的文字。
新闻录制室的灯光刚一熄灭，她立即找到亚当。“你弄清这个手机电话是用的准的名字？”
“格雷戈-塞洛夫。”亚当回答。
范希先是一惊，接着便不禁捧腹大笑。“这我本该早就想到才是。多谢，弗雷德！”
在回家的路上，她深深地陷入沉思。
给她送来手机的男人对什么都了若指掌。
他了解她与塞洛夫的关系，知道她喜欢哪家咖啡餐厅，她开什么车，她住什么地方。
这些根本不是罗德尼-柯拉夫这种头脑简单的冲动型案犯干得出来的。
女记者隐约感到某种威胁正在向她袭来。
难道她只是一场扑朔迷离的危险游戏中的普通角色吗？
回到住所，她久久地查看着手机，把这只轻巧的家伙在手指间拨弄来拨弄去，似乎可以从它身上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最后，她拨了塞洛夫形体教练馆的电话号码，可惜没能跟他说上话，因为她正在教一位女学员。
她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坐进沙发里，小口啜着，极力理清自己纷乱的思绪。
手机就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她想：如果他无论什么时候都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在什么地方，甚至也许还在观察我，那么他现在就可以给我挂电话，因为我正好是一个人。
她几乎是怀着恳求的目光凝视着桌上的手机，可它却依旧默默无声。
杰克-朗迪，26岁，有盗窃汽车、入室盗窃、街道抢劫等前科，最后于费雷斯诺的监狱获释。
巴尔尼-克拉达姆，人称克拉德（意为脏家伙），41岁，犯有大量前科，两次因涉嫌谋杀被捕，但由于证据不足而未判刑，最后成为一个名叫保罗-迪尔所组织的歹徒团伙的成员，直到迪尔被对手击毙为止。
路易士-加尔斯科，38岁，因谋杀罪被判刑十五年，与克拉达姆相同，亦为迪尔歹徒团伙的成员。
第四份打印件是关于马尔科姆-赫曼的，有关他的主要资料我已经读过。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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