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中午休息的时候，菲尔突然喊道：“快来看，杰瑞！我看我在屏幕上已经找到其中的一个了。”
我站起来朝他走去。
在屏幕上我看见通常的三种图像：一张从正面、从左侧、从右侧拍摄的照片。在标志数字前的C.P.L.A四个字母说明这份案卷是在洛杉矶市警察局的档案中。
这张照片毫无疑问展示的是马尔科姆骨骼突出的面孔。他虽然没戴眼镜，但是他的两片薄嘴唇，宽大的嘴巴，隆起的鼻梁却都是不会让人认错的，还有那对黑眼睛，让人分不出瞳孔和眼球。他看起来比在夜总会时明显年轻得多。
这几张照片肯定至少是在十年前拍摄的。
“他叫什么名字？”
菲尔敲入编号。在电脑查寻的短暂停顿之后，屏幕上出现以下数据：
“马尔科姆-赫曼，白人，1952年8月10日生于洛杉肌。身高1.86米，体重83公斤，由于参加流氓集团及参与街道抢劫而受到少年刑事犯罪惩处，1975年由于袭击银行被判刑三年。1978年10月31日获释。”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通过基尔克-摩兰。”菲尔兴奋地回答，“我命令电脑提供在基尔克-摩兰案卷中出现的全部人员名单。共计一百四十七人。其中三十八名妇女，对这些人我无需多作审查。马尔科姆-赫曼位列第九十一名的位置——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警方在与大辛迪加及其大佬们长年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的资料已超出存储容量。因此必须转刻到光盘上。凡在档案库中有单列资料光盘的歹徒即算作的顶尖大佬。
趁菲尔为获取档案管理部门批准使用光盘而填写必要表格的时候，我也就稍事休息，到相距不几步远的玛利奥咖啡餐厅，订了一份比萨饼。
从世界杯足球开赛起，玛利奥——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便对赛事如痴如狂。他特地在吧台背后的墙上悬挂了一台巨无霸电视机。此时屏幕上正在转播由谋杀调查处在验尸室前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
处长布赖恩-佩斯对记者们说，罗德尼-柯拉夫甚至在与惨遭毒手的三个姑娘的遗骸对证之后也仍然拒不承认犯有三起谋杀罪。
“尽管如此，我处仍确信此人为凶手无疑。”佩斯以坚定的语气说，“对于所有作案时间，此人均提供不出不在作案现场的有力证明，他所谓被某一神秘陌生人遣往39街的说法也难以令人置信。”
有一位记者喊道：“如果他不招认，你们是否必须把他释放，或者警方掌握有间接证据？”
“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佩斯避免正面回答。“大家都知道，死者们的衣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找到。”
“搜查他的住所取得了什么结果？”另一位记者接着喊道。
“大量证明柯拉夫变态人格的材料。”
“对于他在杀死姑娘们之前为什么没有她们这一点，您有什么解释吗？”
“这一点只有在心理学家们对罗德尼-柯拉夫作出判断以后才能加以说明。”
“‘每日纽约’的女记者赫维什曾多次与他通过电话，她听出柯拉夫正是给她打电话的那个人吗？”
“她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没有这些电话的录音磁带？”
“所有的电话都是出其不意地打到赫维什小姐的手机上和打到一家咖啡餐厅的。当时当地都没有录音机。”
其余的问题都被处长一股脑儿谢绝了。
“这就是我们眼下能够向媒体提供的全部情况。谢谢诸位。”
玛利奥又往我的杯里倒了些咖啡。
“您相信这些可怜的姑娘是这个杂种杀的吗？”他问道。
我只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
电话铃响起来。玛利奥走到电话机前，取下听筒，听一阵后又走回来。
“您的同事，调查员！让您给他带一块比萨饼回去。他来不了。没时问。”
我看见菲尔仍旧坐在信息中心他的终端前。他已脱去上衣，头发挂在额头上，衫衣的腋下显出一些斑斑点点的汗渍，眼光紧紧地盯着屏幕，仿佛荧光屏有一股吸引人的魔力似的。
“你的比萨饼！”我说道。
“等会儿！”只是一声嘟哝。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菲尔在跟存储于电脑的警用档案这只九头巨怪进行智力较量的时候，他必定会陷入一种不听不闻的状态。他知道在某一个电子脑袋里的千千万万个线圈和网络中深深地隐藏着他所求索的信息：一个名字，一个日期，一幅数字存储的图像。他像被钉住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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