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吾先生，您的意思是？”
李贽穿过门洞继续慢腾腾地向外走去。“有些事情你们没必要知道得太清楚。”
万历十五年的这场小小**，终于以保守势力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西元1587年9月15日，由帝国刑部、大理寺合计审理，报经门下省裁定复议认定李贽犯有奸党谋叛、欺隐田粮、妖言惑众等多项罪名，依照《大明律》相关条例本应判处极刑凌迟族诛。然而，考虑到他已届耳顺之年且又身为嘉靖朝的老举人，在得到内阁首相萧弈天的签署批复之后，刑部侍郎大学士慕容信光最终宣布将李贽羁押于刑部天牢，终身不予赦免；流其九族于琼洲，世代不得返回故土。
失去了最后一位领袖的引导，文人阶层向内阁倒戈的速度不免令人瞠目结舌。针对内阁政策的攻击以及人身谤毁大为收敛，旧官员们也纷纷向萧弈天暗示了自己的忠诚。
9月30日，奉命前往江南巡视的吴若秋回到北京。对于恩师李贽被捕获罪的既成事实，深为礼部侍郎也只能长叹一声不做他想——即便自己当时身在北京，想来也是于事无补的。何况证据确凿，刑部或者说首相大人的裁决也已经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法外开恩了。另一件让吴若秋聊表欣慰的是，慕容信光向他保证了李贽在牢中伙食和书籍用品的供应，更绝对不会受到任何虐待。
言归正传，吴若秋三个月的巡视结果表明，帝国南方的情况甚至比原先预期的更为理想。尽管连续三年遭受了寒旱蝗灾的大面积侵袭，粮食产量比正常年景大为下降；但是随着地方官府抗灾工作的逐渐深入开展，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出现了回升，这与西洋抗寒旱作物的引进也不无关系。粮食产量的下降必然引发粮食价格的波动，以受影响最大的苏松嘉湖地区为例，秋收季节的稻米平均市价为每石584文，大约比万历十年同期高出了六成左右。事实上，能够将涨幅控制在如此范围内，内阁付出的巨大努力功不可没。来自南大明海和小西洋的亿万石谷物有效地部分抵消了自然灾害、非农业人口激增、工坊占地、棉争粮田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将物价限制到了一个可被接受的水平——相对于全国大多数地区而言，如此粮价仍然是低到难以想象的。
值得庆幸的是，和五年前的低物价相比，江南百姓手中的可支配收入也有了明显的增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果说和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加合法、更加安全和更加畅通。每年有接近一亿枚帝国银通宝在阿兹特克、印加和日本的铸币厂中被铸造成型，再成箱成箱运到港口搬上商船，最终全都哗啦啦流进帝国的海关大门。
在江南的纺织“辛迪加”中，上百万雇工（其中部分是未成年的孩童）双手一刻不停。他们每天五六个时辰的工作就是把堆积如山的生丝和棉花变成一卷卷精美绝伦的丝棉织物。至于老人和妇女则有别的事——养蚕抽丝和种植棉花都需要大量的低强度劳动力。同样的场景在陶瓷作坊和矿山中也别无二致，只不过主要劳动力往往换成了更为强壮的青壮年男子。
通常的情况下，一名成年男子每年的工钱大概在15000文到18000文之间，相当于江南大部分地区16到18石谷物的价格。若再加上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补充，已经与一个拥有10亩中等土地的自耕农家庭收入持平。且因雇工家庭不需要购置和准备生产资料，其日常支出反倒远远低于普通自耕农。
雇工的大量增加对帝国的社会状况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城镇就业的增加和市民一般收入的提高，帝国南方逐渐兴起了广植民间的奢侈之风。腰缠万贯的巨商大贾自不用说，那些没有产业和土地的羁绊，又拥有不依赖天时年景相对较为稳定收入来源的雇工们也渐渐形成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的消费观，乃至于影响到缙绅文士成为社会的流行心态。从南京到广州，丝绸布帛、陶瓷器具，乃至于饰物家具等等各类奢侈品的消费量都在稳步增长。消费的膨胀无疑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南方地区出现欣欣向荣自然不足为奇了。
据吴若秋收集的资料表明，仅江南沿海四省万历十五年第一、二季度登记在册的商业课税项目总值就超过了一亿六千万帝国银通宝，所计税额则达到八百万之多。在如此雄厚的财力支持下，帝国内阁下令拨出一千五百万银币在全国各行省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首先提上工部议程的是帝国的交通问题，对一个幅员万里的大帝国而言，发达畅通的交通网络对于军事安全和内政治理都同样重要。因此，通往全境各主要城市道路都将按全新标准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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