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80年早春的一天，突然有个外地女人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直接来到柯传芳家，经过一番表白和询问，那女人同意嫁给柯兰杨，但有个条件：得先给两千元钱，说是为她年迈的父亲治病。
柯传芳对儿子说：家里现有一千多，再找别人借几百不就够了吗？
儿子摇摇头，说妈呀！你别糊涂，弄不好她是只“鹰”，你把钱给她就算白扔了。这还不说，如果她是有夫之妇，那我就犯了重婚罪；对这种不知根底的女人，俺们得留点儿心，不能上她的当。
听儿子讲得有道理，当妈的也就不再坚持了。
不过，她还是长吁短叹的，说儿呀，你都三十多岁了，身体又是这么个情况，到哪去找知根知底的人呢？
柯兰杨说：这个你不要发愁，能碰上就碰上，实在碰不上也就算了。别说我还是残疾人，村里能蹦能跳的光棍汉还少吗？人家能过我就不能过了吗？妈呀！你不要操这份心了，你要多保重身体。你能多活一年，我就多享一年的福，俺娘儿俩互相照顾就行了。
柯传芳被儿子说得眼泪丝丝的。
她叹了口气，拉起褂襟子擦擦眼泪，说儿啦！妈的身体再好，也不能陪你到老哇！
柯兰杨劝母亲：妈，你别难过，如果到了那一天的话，我想社会福利一定比现在好，社会主义不会不管我这个残疾人的。
母亲听信了儿子的话，过来对那女人说：俺娘儿俩没有钱，如果愿意在俺家过苦日子你就留下来，如果不愿意，你就去找有钱的人吧！
那女人两只眼睛眨巴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说：我也是个苦命的人，孩子她爸不正干，被抓进监狱死在里边了，没有办法我就带着孩子出来找个主。你们实在没有钱也就算了，看你娘儿俩也是老实人，我们就一起过穷日子吧！
听了这话，柯传芳满心高兴，又到外面和儿子商量。
柯兰杨琢磨了一会儿说：妈，你去跟舅母讲讲这事儿，我在家与她聊聊。
母亲离开以后，柯兰杨就拄着双拐一歪一撇地走到屋里，那女的还站起来扶他一把。
柯兰杨说没事儿，我习惯了，摔不倒的。
柯兰杨坐在外屋的板凳上，看着面前这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就细心地问她是哪里人，姓啥叫啥，家里出了啥事，为啥要到这里来找主，为啥愿意找一个残废人，等等。
那女的显得很老练，对每个问题都能复合情礼地回答上来。
两个人啦了一会儿，柯兰杨没听出破绽，就对她说：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话，明天回家开个证明来，把身份证也拿来，俺俩去登记领个结婚证，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能稀里糊涂的。
那女的说要回去可以，但我没有路费。
柯兰杨问她路费得多少钱，她说来回至少也得五百块钱。
柯兰杨说咋能要这么多钱呢？你来回的汽车票最多有百拾块钱就够了。
那女的吭哧了半天，最后说总得给有病的父亲留点钱吧！
晚上，柯传芳做了几个菜，周春贤特意过来与他们一起吃饭，顺便与那女的说说话。
那女的倒是表现得很腼腆，只是那孩子见了饭菜就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晚饭后，周春贤陪着那个女人和柯兰杨在外屋说话。柯传芳一个人在里屋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然后就抱着一个旧棉被来到外屋。
周春贤见柯传芳收拾好了，起身说天不早了，你们该休息了，我也要回家了。
周春贤走了以后，柯传芳看看儿子和那女的，说里屋的被子都铺好了，你俩在里屋，我带孩子在外屋睡。
那女的执意不肯放开孩子，说她小，没离开过我。
柯传芳说你们既然愿意成夫妻，孩子在身边不方便吧？
那女的说没事儿，孩子小，还不懂事儿。
柯兰杨当然理解母亲的用意，心想这么做也不合适：如果她是真心，就不用着急；如果她是骗子，更要防止她粘上我，让我上当。
他说：妈呀，你就和她母女俩在里屋睡吧，凑合一夜再说。
母亲既认为儿子不好意思，又惦记着被子里的“东西”，便对那女人说：你们娘儿俩到里屋睡吧，我到他舅母家去住。
柯兰杨还想劝阻，却见妈妈对他挤眼，心里明白了。
柯传芳抱着被子出门不久，那女的就带着孩子在里屋睡了。
柯兰杨睡在外屋，不声不响地倾听着里屋的动静。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那女人悄悄地起来，慢慢地走到外屋，小声问：哎，你睡着了吗？
柯兰杨装睡着，还轻轻发出点鼾声。
她又问了一遍，并轻轻地触碰了柯兰杨一下，认为他确实“沉睡着”，就悄悄地回里屋去了。
柯兰杨侧耳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