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解决不了问题，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冒险在井底下再打井（该叫“井中井”了）。
柯季村没有塘，只有三口井，但三口井都无水可取。
旱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眼看就要危及人、畜生命的时候，沟东队在农世通的领导下首先深挖老井。
探挖老井的第三天夜里，刚从井下上来的人说井底下好像冒水了，再下去人要千万小心。
农世通趴在井沿上用手电往下照了照，没看到明显的出水迹象，不过他还是对杨敬钊说：小姑父，让我下去吧！
其他人不同意，说你也才上来不久，按轮班还得等三个人才轮到你。
农世通坚持要下去，说快出水了，危险性大，还是我下去。
杨敬钊不干。他说：世通，越是危险你越不能下去，你是一队之长，没有你俺们就没有主心骨了，你咋能下去？再说，下一班是我。
争到最后，还是按轮班顺序，杨敬钊下去。
农世通掏出怀里的小酒瓶递给杨敬钊，说你再喝点酒。
杨敬钊说我已经喝过了，不用再喝了。
农世通又嘱咐他，说你下去一定要注意，只要水冒出来，你马上就摇绳，铃一响俺们就往上拉你。
杨敬钊点点头，说你们放心，不会有啥事的。
他提着一盏马灯，带着短把锹坐在箩筐里，上边四个人拉着绳子将他平稳地落到井底。
大约十来分钟，农世通伸头看看，井下的马灯还亮着。
又过了几分钟，铃还没响，农世通又伸头去看，突然叫起来：哎呀！井下的灯咋灭了？
他急忙用手电一照：坏了！只见水往上翻花却看不到人了。
农世通大喊“快拉绳！”几个人一起用劲——不好，人没在筐里。
就在其他们仨人急速往上提箩筐时，农世通已做好了准备，说快把筐绳解掉拴在我腰上，我下去！
其他人说不行！太危险！
农世通不听他们的，迅速把绳子拴在腰间，焦急地说：再危险也得下，别耽误时间了！你们注意听，只要我一喊，就往上拉绳子！
农世通两手摸着井壁上的砖，感觉老井已到底；新井下去不到一半，他的双脚就试到水了，再往下落，水齐胸脯。他用脚在水下划动，碰到了半沉半漂在水里的杨敬钊。农世通用两脚一夹使劲往上一带，感觉杨敬钊的头浮出水面，他两手往下一抄就托住了杨敬钊的双臂。
这时农世通抬头大喊“快拉！”上边的人就用力往上拉。
糟糕的是：井上的三个人拉不动井下的两个人，还怕把绳子拉断。井上的人着急，井下的农世通更着急——他预感到杨敬钊有危险。
农世通急中生智，往井上大喊一声“备用绳！”
喊声提醒了井上的人，他们迅速把备用绳放了下去。
农世通摸到放下来的绳头，用嘴咬住杨敬钊的衣领，两手在水里瞎摸着把绳系在杨敬钊的腋下，往上大喊：拉备用绳！
等杨敬钊越过他的头顶时，水已经到了农世通的脖子，而且还在往上长。
农世通的两脚蹬着井壁，两手扣着砖缝，利用水的浮力慢慢往上移动。
过了一会儿，他试着腰里绳子拉紧了，知道杨敬钊已到井上。等井上仨人用力把农世通拉上来之后，杨敬钊早已不行了。
杨敬钊的死对农世通打击很大。
一个二十二岁的生产队长第一次处理因公死亡事故，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找到大队长，找到公社书记。
那时候，上级领导都还器重这个年轻的基层干部，给他出主意，帮他想办法，把杨敬钊算为“烈士”，生产队每年按本队男劳力的最高工分数补给柯传芳家工分；还决定柯传芳的孩子在村里上学免除学杂费，等等。
后来，农世通要去当兵了，临走的时候，除了留一身衬衣外，把所有的家当全部给了柯传芳。
他说：小姑，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到部队后就给你来信，如果还有啥困难你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柯传芳擦着眼泪，说这也不能怨你，俺就是这个命，娘儿仨慢慢往前过吧！
农世通到部队以后，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每年春节前，他都或多或少地给柯传芳寄回钱来，这是村民们人所共知的事实。
去年，农世通回到柯季村的第二天就到她家去了。柯传芳拉着他的手，又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痛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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