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耕种的土地，然后还需要五到十年的经营和赎买，才能获得相应田产物业的真正产权，但也有农具、种苗、日用方面的实物低息借贷，进行扶持。
前三者按照一定比例，组成集体农庄性质的，相对松散生产互助组织，然后以此为单位向官府承当少量赋税和徭役的派遣，定期组织人前往官驿、官属畜栏、厩场、工场、种植园、灌渠、围堰、桥渡口、粮院所、长行坊、铺递等处执役。
而更重要的一些的看守仓房、桥津、烽燧等色役，以及参加团结兵的秋冬训，就只有唐人移民和两代以上的老归化户，才能充任。而里正、坊正、渠头、典狱、乡兵番头等基层职务，也比照此类。也可以用本地多产的大麻（亚麻）、白叠（棉花）的编织品，或是牛马骆驼驴羊狗等畜类，来抵充服役所费另雇他人。
又次一等的是本地现存的土户，编户齐民后就予以保持现状，他们也是赋税徭役征发的大头和主要成分，几乎要把出产的一大半都交出来，才能完成正杂税和售官的任务，但在摆脱了传统大食统治者和土地贵族的双重剥削压榨之后，在唐人的州县乡里坊的制度下，各种负担其实反要相对轻薄的多。
但这次显然连这些地方也难以幸免了，几乎是前方摧枯拉朽的横扫之势下，是纷传而至的坏消息。
拔那汗的动乱，对西征军造成的巨大影响远不止如此，由于大量兵力被一再抽调到呼罗珊前线的缘故，连河中地区也开始出现动乱的苗头，而前线溃退下来的各色藩军部队，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
以至于我带兵进入河中的时候，得到的是岭西行台已经战败的传闻，和遍地的人心惶惶，大批新安置没多久的军民，开始成群结队的从屯所逃离，想要逃回锡尔河的东岸。
因此我的麾下，也壮大了许多，仅仅三天沿途收拢的军民百姓，足足有数千人之多。为此我特别停了下来一天，搭建一个刑台。
“会不会稍微苛严了些……”
这是随群殴前来的一众幕僚中某些人的建言。
“法不容轻，特别是我们已经身在外域，周围都是新归附的外族，其心难测，他们可都在盯着我们呢……”
或者说岭西行台在这里建立的统治基础，还缺乏足够的时间来巩固，需要铁血手段来加强一下印象，
因为逃亡的人群中，不乏被指认出来的地方官吏，他们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年轻，或者说这就是岭西行台在河中地区的常态，除了布哈拉所在康居都督府和康州防御使外，任命的官员都是普遍的年轻化，很多乡官、戍主都是从安西大学堂突击抽调过来的在校生。
虽然是有拔苗助长的嫌疑，但是为了迅速稳定后方，构架起基本的统治秩序来，但也不算得什么，治政领民的经验不足，就只能靠时间来慢慢磨砺了，先把架子搭起来，站住这个名分和权限再说。
但是年龄少，也意味这涉世的经历有限，虽然作为安西境内军民出身的大多数人，往往很早就开始接触集体生活和军队相关的各种熏陶，但这些空降下异域不过数年的年轻官员们，虽然碍于军队的强势，不至于有生命财产危险，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就不可避免的收到地方豪族势力的影响和诱导，甚至被玩弄与股掌之上，也不无可能。
因此这次动乱，就将这些弊端凸显出来，慌乱不知所措，处置适当，乃至率先逃亡，让局面更加失控。
几十名公开受刑的唐人，他们都是派遣在地方的屯戍之官，最高是一名镇将，最小也是一名戍主，丢下自己领下的军民，而只身出逃的无能之辈，明典斩首示众，以正军法；带领麾下军民主动出走的，也要武出身处以棍刑，文出身则处以鞭笞不等；坚守过一段时间，带领麾下军民撤退的，则暂不追究，但需待罪军中，将功赎过。
这也是我进入河中，第一次沾染上同胞的血，但是非常局势，惩警效尤，不得不发，血淋淋的事实初步震撼后，那些被强制拦截收拢的逃人中，顿时风气为止一肃，不管是羞愧，还是畏惧，或是同仇敌忾，让他们回复其了过去身为唐人荣耀和骄傲的记忆，这只新多出来的队伍，更多了一些哀兵之气。
有罚，就有赏，然后我在河中初次开帐，评定军功的时间。
根据《唐六典》，凡以军功授勋的，战场上或战后由随军的书记员记录战前的情况，战争的过程和胜负的结果，同时要记录每个官、兵杀死或俘虏敌人的数字，上报到尚书省吏部。吏部的司勋郎中反复审查，验证为实，然后拟定官阶，奏上皇帝，等待授官。谓军士战功之等级：
首推牢城苦战第一等，酬勋三转，第二、第三等差减一转。凡临阵对寇，矢石未交，先锋挺人，贼徒因而破者为跳荡；其次先锋受降者为降功。
以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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