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拦下张会成，嘀咕了几句后很快找到了张献忠。
“老爹，柳林的埋伏、隰县的偷袭都暴露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西营单靠哨探队打探情报的方式不够完善。宁宇刚才想到，如果在北直隶撒一些精干的人手负责军情收集，不断地为西营传递朝廷军事调动的最新动向，那就会主动很多。这次，四叔过邯郸去保定，完全可以顺便把人撒出去，逐渐向京师渗透。假以时日，西营就可以耳目通灵、少吃官军很多亏了。”
张献忠听了，拊手大笑，当即就唤来王复臣计议一阵，很快就调拨了三十名精干兄弟带着三千两银子跟张会成而去。他和李定国都没有想到，这个情报网在农民军对明王朝的战争中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却在后来的抗清战争建立了殊勋。
明思宗崇祯六年7月24日，后金军队结束对蒙古察哈尔部的征讨和对口外的劫掠满载而归。这一仗基本斩断了明王朝的左臂，倾向于明朝的蒙古林丹大汗势力锐减，再也不能协助明军对付后金的进攻了。可笑的是，虚弱的明军在长达三个月的草原战争期间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去帮助自己的盟友，去加强自己的左臂的力量，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察哈尔部被击败，从而远遁宁夏、青海一带躲避后金的兵威。刚愎自用、无情刻薄，空有中兴理想却胸无长策的崇祯，加上一群庸碌的、只会在阉人和党人的争权夺利中推波助澜的文人大臣们，就是这些人构成了大明的末代王朝！
自此，中国失去了两个重要的战略同盟（另外一个是朝鲜，此时的朝鲜已经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尊后金为宗主国，基本断绝了与中国明王朝的往来），而后金则占领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并逐渐加强了对这五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形成战略上的全面压迫、全面进攻态势。
明王朝的对策不是从根本上去变法，去解决国内的土地矛盾，至少是用赈济去解决饥荒和流民的问题，从而解决与求生存的农民军长期战争的问题，而是在边事稍缓的时候，立即从边镇抽调精锐南下镇压起义军。
洪承畴，这位逐渐被朝廷倚重的三边总督并没有从政治上解决农民起义问题的见识，只是处于统治者对起义军的仇恨，利用手中的力量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到这一年的八月，晋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被剿灭一空，晋中的军事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不过，三十六营主力很快就在压力下聚拢到一起，挟20万之众，令洪承畴一时也不敢贸然进击，只是不停地调兵遣将，积蓄实力，意图一战而平秦晋两省的农民起义。
此时，洪承畴正借太原总兵衙门为总督行辕，高座堂上接受诸文武参拜。
待太原、大同、定边、前锋诸帅（总兵官俗敬称为帅），延绥、平阳、汾运巡抚等人以及诸副、参将一一见礼后，洪承畴才把目光投到前锋副总兵官曹文诏的脸上，笑容微露地点了点头又转移开去，拱手向东朗声道：“洪某身受皇恩、承皇命追剿匪乱数载，今东夷满兵尽退、各路大军齐集，正是一举剿灭王自用诸部逆军之时。今探明，王自用会逆军20余营于平阳西吕梁山东麓，意图东窜为患。又接保定总督飞檄传警，直隶有袁逆（崇焕）旧属作乱三载有余，今突然举寨西来，直逼井陉，似有与王自用联结沟通之意。诸位大人，在洪某看来，此时正值以一战竟全功之良机，望各位同心戮力共讨逆军于晋中，为朝廷除此祸患！”
诸人哪里有不躬身作答、连声应承下来的。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对洪承畴也不是没有意见。至少在这堂内就有四股势力在争斗，其中两股来自朝堂，以阉人党羽为主，东林内阁残余为副，加上对刚才总督大人嘴里“袁逆”一词极度不满于心却不敢表露的原辽军将领和山西本土缙绅出身的官员。这四帮子人对洪承畴而言观感不一，阉人是不太看得起这个以文职建军功出身、在北京城里没什么背景的总督；党人则有意拉拢，奈何洪承畴也极为机灵，对自袁崇焕一案倍受打击的东林党人不愿意表示过于亲切；边军将帅的对内骄纵对外怯战已经是痼疾，只有一个从辽军转来的曹文诏能战，还给一句“袁逆”搞得极不舒服；而本地的官员则对朝廷这些个军队心有余悸，谁都知道，匪军流民如过梳子，过了以后还能留个一半左右的光景，可边军则如篦子，一过之后就是四乡凋敝、鸡犬不宁。
所以，看似齐整的应诺却是心怀各异的并不搭调。
洪承畴不是不知道这些，而是知道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只能避了开来道：“这一战，朝廷拨饷银40万两。本督在此言明，励饷以军功论赏，以匪军人头为数计发。若有玩忽怠战之人，饷银全无不说，洪某必铁面上奏九五参他一本！若有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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