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就不是几个人对付对付就能过去的了。
老实说来，贯穿整个封建时代，整个北宋南宋时代，汉人的文化水平都处于最高水平，南宋社会的读书人，就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研究生一样，多得满地爬，所以琉球现在的居民虽然以流民为主，其中并不缺乏读书人。只是蒋穿林也拜访过几个，同二十一世纪的中学生一样，他们学的同样是“如何进行国企改革”之类的“大学问”，让他们督劝农桑、审案断狱，实在是太过“委屈”他们了，蒋穿林实在无法放心。后来和众人合计了一下，都觉得如今大宋境内，大多数地方，真正做事的都是这些知府县令手下的小吏，与其雇佣一些“大学问家”，再让这些“大学问家”雇佣小吏做事，还不如直接雇佣这些小吏做事来的方便，这样不光效率高了许多，也更加容易监督了一些。于是便差人四处在大宋境内寻找业务娴熟的小吏，高价雇来做事。
整个封建时代，大多数下层政府机关之中，真正做事的人，都是那些小吏。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小吏不光待遇奇差，甚至没有丝毫地位，更加不在政府的编制之中，机关的领导可以对他们随意辱骂，甚至殴打，他们的地位和地主家里的长工差不多。因为这个原因，蒋穿林派过去的人只是将待遇提了一下，这些人便立刻巴巴的赶了过去。毕竟在这个封建等级社会里，地位有着无法想象的吸引力。
其实在封建时代，不是没有人意识到小吏的作用，只是上层社会认为，这些小吏虽然识文断字，但没有接受过圣人的洗礼，思想上不能和政府靠拢，所以只能用，不能信，使用起来，必须要那些通晓《五经》、《四书》的天子门生监督才行。
起初其他人也这么认为，但蒋穿林言道，通过科举找到的机关领导，人品也未必就高到什么地方去，其他人想想，也都觉得正确。这些通过科举和贿赂一步步爬上来的官员，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通过贪污把成本捞回来，人品再好，行为又怎么可能好上去？蒋穿林又言道：再者说了，由他们这些外行领导内行，效率肯定低的要命，外行监督内行就更是胡闹，看都看不懂，怎么监督？众人都深以为然，只是始终都不大放心，于是蒋穿林趁机提出了分权的想法。
这里的分权，不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需要民众有很高的政治素养，而是不将权力集中在某个人里。首先将普通的政务和刑狱两个部分，各不相干，相互平级。对于这点，很多人都不理解，因为整个封建时代的思想，都是主张息讼，就是尽量不让人打官司，凡是有人过来打官司，首先各打三十大板再说，所以封建时代曾衍生出一个很奇怪的职业——讼棍，就是专门替那些打官司的人挨板子。话说远了，就是说，所有上层社会都不主张打官司，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让这么一个部分独立，甚至和政务部门平级？
蒋穿林于是和他们大辩特辩一个地方政治清明的重要性。众人虽然不见得都是什么好人，但毕竟此刻是创业阶段，都希望事业能够蒸蒸向上，所以都认同了这点，蒋穿林便又趁机提出监督力度的问题。
蒋穿林做了一个假设，他假设一个国家分成四个层次：县、府、州、中央，事实上南宋现在就是这样分的。如果主管刑狱的人比主管政务的人低上一级，就意味着一个府的刑狱官才和知县平级，一个州的刑狱官才和知府平级，中央的刑狱官（刑部尚书？）才和知州平级。这样下来，如果一个知县贪赃枉法，或者草菅人命，府中刑狱官由于和他只是平级，最多只能规劝他，而不能制裁他。想要制裁他，最起码要州中的刑狱官才行。依此类推，一个州的刑狱官做了坏事，就必须皇帝才能管的了了，也就是说，一个知州就成了地方的土霸王，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更别提再往上的人了。从另一个方面讲，让一个州中的刑狱官去管一个知县的案子，他们的距离实在太远了。这么长的路程，这个知县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上告的人，这么长的时间，这个知县也很容易可以完全销赃灭迹，这么远的距离和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刑狱官已经很难了解到真相了。
众人琢磨了半天，觉得确实是这个道理，便同意了，只是后来实现时都磨磨蹭蹭的，连底下的官员也都不太愿意做刑狱官，直到后来琉球日渐繁荣，刑狱官的事务日渐繁忙，权力逐渐显得大了起来，才转变了这个局面。
蒋穿林第二个分权的办法是一个地方设多个办事员。比如以前一个县，都是只有一个县令，其他的小吏捕快，都属于县令的私人雇佣，一不在政府编制，二没有法定权力，三没有身份地位。蒋穿林在一个机关的组成形态上倒没做太大的变动，只是给了下面这些办事员一个法定的身份，一个县的政务有几个人同时负责，一个人掌管全局，其他人负责具体的事务，就象现在大企业中的总经理和经理，等级虽然差了一点，但主管人员已经不再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避免有人轻易的一手遮天。这点在刑狱上表现的更加突出，一个案子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