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运气，史嵩之的运气可就实在差了一些。
四月下旬，杜范突然去世。一个月后，刘汉弼、徐元杰二人也相继去世。这本来也没有什么，杜范已有六十四岁高龄，刘汉弼、徐元杰二人也都五十多岁，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很长寿了，但理学“君子”却显然不愿放过这个机会，弄了一个暴毙的尸检报告出来，然后让太学生蔡德润带着七十二名同学叩阍上书喊冤。更要命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突然暴卒，立时有人编造出一番谣言，说什么史璟卿是由于平日劝谏史嵩之，惹了史嵩之的恼恨，结果被药死的。
理学派本就在民间拥有极厚的舆论基础，再加上农业时代的百姓本就喜爱无事生非，史嵩之的名声立刻败坏到了极点。理学派乘胜追击，大肆提拔党羽的同时也进一步将四明派官员罢职或再次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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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提内地政坛风云变幻，我们的目光再回到琉球。整个琉球如今已经是人仰马翻。
自从蒋穿林宣布了要拍卖官府产业，各地大商便开始绞尽脑汁四处筹集资金，有的开始迅速卖掉那些小的、赚钱不多的生意，有的跑到大众钱庄去寻求贷款，但更多的则是效仿已有的几个简单股份制企业寻找合伙人发展或直接发行新股。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开始认识到规模产业的好处，因此很多人一想到筹集资金，立刻便有人想到了开股份制企业。但股份制企业却是个新鲜玩意，出现的时间还不超过两年，目前已有的几个企业都属于观察所用的试点，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相关法律都没有成文的规定，一下子突然出现这么多的股份制企业，恐怕什么问题都可能冒出来。
不过蒋穿林却非常清楚股份制的意义，在现代企业规模迅速壮大的过程中，他比银行的作用还要重要。这么多的企业同时“探讨”这个新的话题，虽然不免会付出许多学费，但只要控制得当反应迅速，绝对可以让股份制的形式迅速成熟，这绝对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但时间方面明显有些紧迫，蒋穿林仅仅给了各大企业主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去掉前期浪费的时间和后面筹集资金的时间，他只有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月内弄出一整套股份制的内部制度和相关法规，即便是雏形也不大可能，而且他对政府部门的效率也不放心，虽然他无法对自己的政府部们做出一个准确的衡量，但从古至今的经验一直都在告诉他同一个道理：即使再有效的政府在效率方面永远都不会让人满意。再想到工商阶级也是时候登上政治舞台了，便下了数十封请柬，邀请两年内没有作奸犯科记录的，财政处的税收记录上纳税金额排名前五十的企业主和商人，前来一同商定股份制企业的制度和相关法律规定。
从古至今，商人一直都是中国社会中数一数二聪明的阶层，在琉球商人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多的消息来源，更是显得格外精明。若是一般人收到这封请柬，肯定会把他们当成大总管的“不耻下问”，但他们却都立刻嗅到了其中隐藏的好处：自己制定法律，这是什么概念？极少数“有野心的”甚至想着有没有可能将这种权力永远揽在手中。
会议由蒋穿林亲自主导进行，除了五十名工商界的代表之外，还有五名来自司法处的法官作法律顾问，五名来自财政处的官员作技术支持。由于这些工商企业主都意识到机会难得，想要给蒋穿林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做事出奇的合作，即便是仇人或者对头也绝不抬杠，顶多是不说话而已，中间虽也有过争吵辩论，但却全都是就事论事，从未发起过一起人身攻击事件。
会议持续了二十三天，最终由于时间紧迫而不得不暂时结束。会议以几个股份制试点企业的规章作基础，制定出了一部简单的公司法。公司法规定：新的股份制的企业无论工厂还是商行都采取一个统一的名字——公司（众人共同司掌的意思）。公司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四个结构。总经理负责经营。董事会由股东会选出，代表股东会监视总经理的行为，并决定重大经营决策。监事会同样由股东会选出，为股东会监视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
虽然由于经验缺乏，制定出的法规政策都比较简陋，而且由于大家都有些放不开，许多不好开口的地方都没有涉及，但毕竟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聚集了许多集体的智慧，比之蒋穿林手下几个股份制企业原先的制度要规范详细了许多。会后没等蒋穿林开口，这些企业主自己就主动要求将这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帮助政府完善相关法规制度，至于经费方面，这些企业主愿意一同凑钱维持组织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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