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同盟会的商人也忽然变的模棱两可。不再给钱，日本人也开始变卦，只在口头上表示了一番象征性的赞扬，其他实质性的支持一点也没有，这经费缺乏，让同盟会的人只好把目标对准其他方面。毫无疑问，在上海的交通银行就入了同盟会的法眼。
孙文曾经亲自出马，不止一次的跟梁士诒接触，想要交通银行出资支持临时政府，然而梁士诒也是个老滑头，孙文当面的时候。基于情面跟其他因素不好当场拒绝，只是说困难讲难处，在孙文面前哭了个稀里哗啦，最后迫不得已表示尽力而为，实际上是在用拖字诀。
当然，除了临时政府外，袁世凯方面也对他不停拉拢。而拉拢他的人就是盛宣怀。
在清朝覆灭之后，在北方的盛宣怀果断转换门厅，投靠了袁世凯，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大臣，他一直惦念着交通银行，因此几次三番派人过来游说，让他带着资金北上，把总行移到北京。
先不说这种行为的可行性几乎为零，毕竟交通银行里面有一个排的看守部队，而且还有大量内部调查局的人员。连梁士诒自己的身边也跟着一个，因此想要无声无息的把总行里的银元金条都移送走，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除了任务的难行外，从个人前途上来说，梁士诒也不会听盛宣怀的。要知道。梁士诒一旦去了北方，先不说人生地不熟，也肯定还会在盛宣怀之下，而且到时候能不能继续当交通银行的帮理都难说。可如果继续在上海呢，各方面都熟悉，而且江南政府严重缺人，他的机会有很多。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梁士诒就认准了李志高的政府，只不过由于当时李、袁、孙三方还没有明显的胜败，特别是李志高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身份与答复，所以他也不好明着表态，只是在来回打太极，拖时间。
当然，拖时间的同时，他也在四处投机，比如梁士诒就把孙文以及盛宣怀的拉拢方案一五一十的跟身边的内部调查局人员告密，而内部调查局的人获得这些信息后，再传送给孙顺，孙顺不敢怠慢，可又不懂这方面的事情，因此在李志高没来之前，只是压着这部分信息，并且让梁士诒继续拖下去，等李志高处理。
梁士诒也算有能耐，愣是用各种手段跟孙文的临时政府以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拖了一个月，直等到李志高回来后，等到了李志高任命他为交通银行行长的明示，才重新松了一口气。
换句话说，在李志高回来任命梁士诒为交通银行行长的那一瞬间，梁士诒就全面倒向江南政府了，既然已经投靠了一方，那他也就不再打太极，而是全心全意跟着领导李志高走，所以领导一召见，立刻就跑过来了。
这个金融研讨会虽然是李志高出面召集的，但实际的主持并解说的，却是赵嘉怡，实际上这个研讨会本身，也是赵嘉怡建议李志高举办的。
按照赵嘉怡的说法，李志高目前虽然陆陆续续掠夺了国内外大量资金，囤积了很多黄金白银，表面看起来财政显得十分盈余，但实际上财政问题十分粗狂，而且问题多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不分的问题，另外一个则是货币混乱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公私不分问题。
这主要是指李志高自己的私人财政与他领导的江南政府之间的财政交叉问题。在过去，李志高是因商发家，从民团出身，利用清末政府的腐败，一点一点爬上去，然后又通过武装造反的方式夺去了政权。
因为时间太快，行政人手又不足，所以在财政上，李志高几乎都是靠自己经商的财富去反哺地方财政，比如军队的军费，还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几乎都是李志高自掏腰包。
但问题是，李志高做的很多事情，原本都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李志高用自己的钱支持到无可厚非。但这个账目必须讲明白，否则的话，以后别人不会念你的好，反而当你从这些项目回笼资金的时候，只会以为你在窃取国家财富。并且给反对派口实。虽然这些事情在李志高独裁期间不会有问题，但终究是个隐患，因此及早分清公私，把政府的问题给政府，公私账目算清楚，这才是最稳妥也最重要的。
简单说。以后的军费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要算在政府头上，算政府的财政支出，但政府没这么多钱，怎么办？只能是发行债券，而李志高则可以通过购买债券的形势。把自己的钱借给政府，并领导政府运作这一切。这样一来，就等于政府借李志高的钱，李志高是政府的债权人，如此才是一个正规像样的模式。这样做，不但能给外人一个很好的交代，而且发行债券还能吸引更多投资进来。对缓解因为四大计划需要的海量资金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货币混乱的问题。一个政府获取财富手段，无非三种，第一是收税，这是最基本的，另外一种是发行债券，也就是借钱，第三种则是发行货币。前两者都好说，对于货币而言，这是一个政府最重要的一种权力。因为货币几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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