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得快一些应该意味着造得更便宜一些。空军部预算的报告起草人1938年12月29日对参议院讲的话也含有同样的意思，他说，一架飞机的平均价格是三百万法郎(一万七千英镑)，他们的目标是每月生产五百架。因此，每个月的飞机账单将是十五亿法郎，这同过去二十年平均每年用于空军武器的全部经费差不多相等。
又过了仅仅四个月，政府决定必须再筹集一百五十亿法郎的防务经费。1939年4月21日，它宣布了一些激烈的财政措施来筹集资金，并加整个重整军备的步伐。在解释这些措施的一次广播演说中，雷诺一开始就坦率地提醒人们，法国正面对着一个有八千六百万人口、每星期工作六十时的国家。国此，政府决定使每周工作四十五时制成为“可以允许的”。在公用事业中这将使它们可以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公共工程必须削减，酒精局撤销后将能节省十二亿法郎的开支。军火利润将限制在百分之十以内，并且必须缴纳附加税，可高达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一百。
雷诺的经济和财政改革是很有成效的。所以，在1939年7月5日向英美报纸联合社讲话时他才可以宣布说，普通预算是十年来第一次取得平衡，就业人数有了增加，出口额正在上升。他说，现在时工作的人是去年11月份的十倍；同时，失业人数比1938年6月减少了一万四千人。6月份流回法国的黄金比前一个月增加了一倍。然而，雷诺自己后来写道，假如经济和财政改革在军备竞赛开始之初就实行，假如在那时就以1939年四百一十亿预算数字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用来建造和装备工厂，那么，法国的命运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的了。但是法国人民当时并不要求这样。
被雷诺获得的成就和他对防务问题的特别关心所鼓舞，参谋长们拟订了一份19443年的广泛深入而又综合全面的军备计划。他们聪明地决定，先应该设法使政府批准他们认为实施这一计划所必需的款项。但是，正如甘末林后来所写的那样，财政部还没有“改掉它的老习惯，总是目光短浅，对任何事业都要吹毛求疵”。6军要求的是八百亿法郎，空军是七百五十亿法郎，海军则是四百五十亿法郎。军火制造总监雅科梅现在实际上已掌握了一切有关军火制造的问题，他在与财政部秘书长密切配合之下，39年7月24日告诉6军参谋部军备处长说，这些估计数字太高了，必须减少。国家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也许有必要放慢某些定货的生产度，有一些企业可以从每周工作六十时改回到四十时。这实际上等于是破坏为增加生产所作的一切努力。甘末林直接向达拉第呼吁，并附上一份关于6、海、空三方面一天战争所需费用的估计，用以说明在防务准备上花费几十亿法郎还要犹豫不决，是多么的荒谬。最后，财政部同意了最初提出的数至少在一些最急需的项目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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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英国和法国因慕尼黑协定而赢得的一年喘息时间使它们各自的军备状况可能得到的相对的改善有多大，但它们仍不能期望有绝对的改善，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更加强大。1939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努力已接近顶峰，为了把工业转入战时生产而作的准备工作已完成，现在要开始收获它的丰硕的果实了。这一年中英国和法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有良好的决心、但行动缓慢、不能及时地有所收获的年头。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最多不过是两年以前才开始认真地奋努力，它们都还没有着手改组国民经济来为全面重整军备奠定基础。直到1939年4月英国才迈出重要的一步，成立了一个供应部(成立得如此之晚，以致在开始时它几乎不能帮什么忙，反而成了一种妨碍物)。而法国则直到战争开始以后才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有些必须预先做的事情可能已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了，它们不仅仅是组织或行政方面的变更，而且须要摆脱心爱的放任主义传统，的确，这些变革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专政。在英国，甚至1939年5月1日实行的征兵也成了一项重大的原则性变更，当然它也是一项重要的(如果是长期的)防务措施。最后，由于法国和英国政府不大愿意抛弃“绥靖”思想，它们的种种努力继续受到妨碍，结果是两国政府没有能在人民和肩负着重整军备任务的那些人的心中激起必要的紧迫感。从广义上讲，这些就是隐藏在和平的最后一年民主国家重整军备平衡表数字后面的一些因素。
慕尼黑危机降临英国时，英国正在朝下列目标努力前进：计划到1939年3月31日拥有一千七百五十架第一线飞机，到194o年3月31日，大城市空军部队将拥有二千三百七十三架第一线飞机并配有后备队。在慕尼黑危机生的那个时候，一般认为英国大概已经有了一千五百架左右的飞机，不过其中只有一部分称得上是真正的新式飞机。那时，在三十个作战中队中只有一个中队装备有喷火式战斗机，有五个中队正在着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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