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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8年11月11日到194o年6月25日，在英法关系的这段历史中，英国采取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拒不批准在1919年6月28日答应给法国的保证，这件事生在美国参议院否决了美国于同一天答应给法国的与之类似并相互有关的保证之后。实际上，这等于是在废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人们毛骨悚然地亲身体验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时，这个协约已经表明了，为了使法国、同样也使英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某些有远见的法国政治家和英国政治家，在19o4年和19o4年以后，在当时还无法估计其大小的德国威胁面前，为了消除他们两国之间的矛盾，曾经互相作了让步，但是，甚至这些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德国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才看到了德国威胁的严重程度；大战以后，英国的政治家对法国人当时痛心地意识到的那种现实状况，实在没有理由熟视无睹。英国不肯批准战后对法国的保证，这给英法关系一个狠狠的打击，使两国的关系从此没有恢复过来；从那时起，这两个曾经在1914年到1918年间依靠这一协约共同得到拯救的伙伴，步调就越来越不一致，直到194o年6月终于悲惨地分道扬镳为止。
对于这种指责，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政治家们或许会作这样的回答：光是向他们过去的盟邦法国提供军事上的保证，来防止他们过去的敌人德国万一再度动侵略，只不过是在试图解决德国问题方面的一种消极措施。他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种积极的解决办法：应使德国与西方国家恢复相互礼让，使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结成伙伴，先是成为平等的，然后成为乐意合作的伙伴。为了收到这一积极的效果，英国人竭力帮助德国去恢复战前的繁荣，使德国与它所进行贸易的一些国家在经济方面能相互得到好处。但是，英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有远见的政策，却被法国想要使那个暂时被打败的德国永远贫弱的盲目企图所破坏了，这个企图到头来是注定要失败的。要是英国对此提出任何抗辩的话，法国会回答说，法国对英国的建设性政策之所以进行这一致命的破坏，其责任主要还是在于英国。因此，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早已预见到：没有法国的默许和合作，他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复兴，他们也无法使法国人欣然支持英国的这一政策，除非他们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方面的保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保证，法国将永远不会感觉安全，从而使它对德国采取的行动也永远不会具有必不可少的睿智和大度。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还看到：由于他们自己在当初把该做的事情疏忽未做而犯下了错误，结果给了当时的法国总理普安卡雷一个促使法国对德国进行压制的机会，这时他们必须向法国施加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多的政治压力，以阻止法国不致走极端，而使德国人的怨气达到无可消除的地步。事实上，英国人是为了满足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妄想而牺牲了一切。他们不批准对法国的保证，拒不承担义务，他们不肯负起责任去抑制法国，使之不致激怒德国；而当他们最后承担起那个公正无私的1925年洛迦诺公约规定的义务时，为时已太晚，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心理上的损失。他们在保持自己行动自由的名义下，那时候已经反躬自责，不得不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这场灾难正是他们一直要想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