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符合韩奕此时内心所想，恐怕也正是如此，韩奕在郓州“巧合”地遇上了御驾亲征郭威，表面上的澹泊，并不表明他真的想从此置身朝政之外。
冯道久历官场，他察言观色，早就识破了韩奕的心思，见韩奕沉默，也不便追问。就看郭威与韩奕谁先屈服。
冯道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郓州的街市，郓州的格局虽然比不上京洛二都，但麻雀虽五脏俱全，身为东南水6咽喉之地，商旅颇盛，在过去三年中，又幸运地接连迎来韩奕与高行周两位不剥民不扰民的帅臣的持续治理，郓州颇见安定与富庶、详和。
郓州没有汴京的帝都气度，也没有西京洛阳的繁华，但它最为当今世人，尤其人所称道的是，它在短短几年间，已经成为一个印书馆林立之城。这得益于当年韩奕的启、引导和大力提倡，新式印书法的普及，令天下书价一降再降，如今书籍也不再令所有寒门之士望而却步。
读书人一向自视清高，恐怕所有的读书人一律推崇陶渊明，高谈陶渊明式的品格高尚，哪怕是表面上的，其实这是无奈之举，就如韩奕的父亲韩熙文那般。因为大多数读书人毕生不能求得富贵，退而求其次，追求表面上的虚荣心。
但在郓州，读书人可以公开出售自己的文字，这是韩奕当年所提倡的，美其名曰：润笔费。在宣扬孔门微言大义之余，用这润笔费解决个人的衣食问题，既填饱穷秀才的肚子，又满足了他们教化世人和清高的虚荣心，哪一方面更重要些，只有他们本人最清楚。
书籍是学术的载体，也是个人情趣、思想与知识的传递者，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的个人论述没有留传下来。
一部《诗经》，就曾有无数人为此注释过，被经学家们研究了千年，但今天流传下来的，也只有毛氏一家的注解最为世人所知。曾有鲁诗（申培公所传）、齐诗（辕固生所传）、韩诗（韩婴所传）鼎立，毛诗后起，逐渐取代这三家地位，三家诗逐渐不为寻常人所知。倘若书籍易于印刷，那么文人们的文字就更易于流传，后人就更容易了解事实本来的真相，经学家们不必皓穷经，读书人就不致于为书上的某句话或某个字词而争论不休，知识也就不会为极少的一部人所垄断。
郭威直接住进了齐王府上，趁着郭威休息，冯道、范质、魏仁浦，还有一众学士、翰林们，纷纷相约去郓州书市参观。这些人都是饱学之人，又兼爱书，个个都采购了十几本甚至数十本，满载而归。
范质博文强记，笔耕不辍，即便是做上了宰相，业余偶有所得或者读书有感，总喜欢付之文字，二十年下来，著作颇丰。令他想不到的是，上个月他刚完成的读史笔记，这个月在郓州就看到有人将他的读史笔记印成了一本薄薄的册子。
“这算不算偷窃呢？”韩奕故意问道。
范质大度地摇了摇头，甚至沾沾自喜：“甚么偷窃？人家替我宣扬，我应当感谢人家才对。”
名与利，范质只会选择前者，何况人们并无知识产权的概念，你跟范质谈“版权所有侵者必究”，那就是对牛谈琴。所以，韩奕换了个提问方式：
“万一有人私自篡改相公本意，或者不经校定勘验，书中出现大逆不道之语，相公又当如何？”
“可以假借《语》、《孟》，妄传先贤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
“朝廷奏议、机谋未决之事可以刊印吗？”
“边防夷狄、军事布置、四方舆图可以刊印吗？”
“民间常有传习妖教之恶习，可以滥印无根**和妄诞妖怪之言吗？”
……
韩奕连珠炮似的问，令范质无所防备，范质不关心有没有版权费可拿，可他更不想有人假借他的名义，散播歪理邪说，甚至亵渎朝纲。
“子仲深谋远虑，范某领教了。”范质点头称是。
“知错能改，便是个好宰相。”冯道在旁开玩笑道，“依老夫看，朝廷是得设立一个出版条例，以免为奸商或人所乘。此一时彼一时也，以往连年征战，你攻我杀，哪管甚么礼仪廉耻，如今天下初定，这文章义礼与教化百姓是该提上朝廷日程上了。”
随行的文官们，见冯道与范质欣然同意，大多也点头附和。当中有些人得意洋洋，比如翰林学士陶毂，他的诗文被盗印的极多——这好像是件极有面子的事情。
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王溥与韩奕是老相识，他家中藏书万卷，嗜书如命，来到这郓州城，更是大肆采购各类书籍，尤其是江南士人的佳作。王溥笑道：
“北海侯本是武将，教化百姓本是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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