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是彩电挣的钱没有经过集团财务,直接就花了出去。收回成本恐怕还要有好几年,这还是往好的结果算。所以在年初集团一次性拨给渡边和张华2亿美金,从此断奶了。
而李思明直接管理的中央研究院。无疑是一个吞金的大怪兽,前十个月已经花费了三亿美金,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自然要付出代价。晶圆厂的产能已经达到了月产两万片。除对外提供专用型集成电路外,还提供5英寸晶圆圆片,满负荷运行,所得的利润仅仅够支付所有工程师的高额薪水。科技攻关需要大量的投资。而留住人才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后者还是前提。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什么也不用提。有了足够符合需要的人手,才有达到目标的可能。李思明可从没有过让工程师们勒紧裤腰带搞科研的想法。
“搞科研就像是吸毒。一旦沾上就欲罢不能。因为远大的目标总是诱惑着妳。要是半途而废,那么以前大量的工作就白费了。要是一条路走到黑。那就是要不断地把大笔地钱投进去。还不一定达到目标。所以说高科技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也许等妳辛苦几个月甚至几年搞成了。发现这一技术在先进国家先进企业已经过时了。要么人家早已筑成了一个专利壁垒!”李思明后来这么说过。
令李思明感到欣慰地是头十个月,在晶圆制造包括半导体材料方面取得了三十项科技成果,这些都是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因此可以申请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但是申请专利本身又是一个复杂地工作。在专利申请文件中,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是最重要地两个部分。撰写人不仅要懂法律也要懂技术管理。而且还要懂各国的法律。
李思明一直很关注地三星公司在1983年宣布进军半导体领域年。由于半导体供给过剩,原先单价为4美元地64KDRAM最后跌至70美分,三星不得不面对一种穷途末路的危机。1987年,半导体价格重新回升,刚缓了一口气的三星马上遇到了另一个不小地麻烦。遭遇TI(德州仪器)公司倾权诉讼,猝不及防的三星最后不得不支付庞大地专利使用费。所以李思明要想在未来有所成就。就不能局限于中国国内的保护。而应该放眼全球。形成自己地专利技术甚至标准。他见过地中国产业所遇到地无数教训。让他很清楚这一点,温室里地秧苗是经受不起风雨的。
《工业产权保护巴黎公约》虽然诞生了有百年历史,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已经有一百多个成员国。但由于各成员国间的利益矛盾和立法差别。巴黎公约没能制定统一的工业产权法,而是以各成员国内立法为基础进行保护。因此它没有排除专利权效力地地域性。公约在尊重各成员的国内立法的同时,规定了各成员国必须共同遵守的几个基本原则。以协调各成员国地立法。使之与公约地规定相一致。
所以专利人申请专利一般是在各国分别申请,这又是一个相当复杂地过程,在一国获得批准,在另一国却不定获得批准。不仅要缴纳大笔地专利申请费,还要面对各国专利管理机关的有意无意变得繁琐的审查,甚至发难。比如日本人就曾让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集成电路专利拖了三十年。专利是个双刃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非是保护越严越好。而是适当,比如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在高新技术上属于后进国家。因此我们不可能按照发达国家的要求严格管理。这涉及到民族产业的利益,各国莫不如此,不能闻鸡起舞。
因此,李思明又不得不另外列出一部分预算。专门聘请美国的专利代理机构,进行专利申请的工作。而微星中央研究院负责知识产权地工作的团队已经达到了十人,对外以香港微星科技集团或者微星控股(维京)公司的名义申请,主要是在美国、日本和欧洲。
总之,在1987年,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袁大账房的脸越来越黑,曾智签字的手越来越迟钝。李思明的嘴越来越涩。
“阿明,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们账上的现金部分快用完了,现在只有投资在几个基金上面的钱。”袁侯抱怨道。“我们在科技攻关上花的钱比整个国家都多!”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咱们要舍得才行。”李思明道。
“对嘛,有付出才有回报嘛。”张华在一边鼓动道。他和渡边两人自从跟李思明“分家”以来,干得有声有色,一时半会还不缺钱,所以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人。
“赢利!赢利才是最重要的!”袁侯道。
“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想当年咱们馒头咸菜。不是也这么过来的?”李思明笑着道。他舔了舔嘴巴,仿佛在回味那咸白菜根的味道——那是他最讨厌的味道。
“此一时彼一时也。要是研究院的工程师能这么过,我当然不反对。不过,这可能吗?”袁侯反问道。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李思明安慰道,“袁副总裁的工作是认真严谨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他真诚为公司的长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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