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宠而不出，自己陷为调查局禁锢而无所为。
但相比之下梁启超的看法却是十分客观公允的，甚至是悲观的。他以为，明煮制度之确立及其得以运行有效，必须有一定的国民基础，无此基础，明煮就是空中楼阁，社会、国家、人民无以蒙其利，甚至反而造成混乱。这就是说，明煮政治固然是至高无上的武功，令人神往，但是以中国所具备的功力，练就这样高层次的神功实在是不可能，因为，中国内功严重不足，外功严重疲软，无论如何也没有实践、驾驭“神功”的能力。
当务之急是赶快补课，练好基本功，扎扎实实地一步步走向最高之境界。如果强行修炼，则必然是形似而神不似，本质上依然是个[***]，这就反倒成了走火入魔！相对于走向明煮的革命党、立宪派想要一役功成的刚猛之道，梁启超倒是十分看好改良这样的阴柔方式，正所谓在改良中“润物细无声”地完成明煮之建设，渐进式实现中国政治明煮。
最终事实证明了一切，革命党是勾结国外的乱党，遭受打压的立宪党江河曰下，而只有梁卓如的明煮党在过去的九年中，不仅未遭打压，甚至还不断发展，成为下议院第二大党，甚至于连陛下，都对其欣赏有加，几次欲赐爵给其，但都被梁卓如以“在野监督”为由婉拒了。
“而所谓新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依靠知识学历从事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银行职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工商职员、教师等，这些人，才是中国的新中产阶层。”
在这一点上，作为失败者的杨度，却有着比梁启超更多的认识，因为他一直在反思，反思当年中国为何会走向帝制，为何革命党、立宪党会选择失败，曾经，他认为这是陛下手腕过人，可直到四年前，结束了在欧美十六国的为期两年的考察之后，他才算是明白了根源，根子压跟就不是陛下手腕多么高超，而是中国民众多么“愚昧”。
“经过帝国建元九年来的孕育，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一直在飞速提高。人口一直从农村流向当地的中心城镇，从城镇集结到都市，中国本城市人口从3639万上升至近9910万，人口不足5万的城市从1233个增加到3510个，5-10万的城市从64个增加到171个，10万以上的城市从31个增加到116个，20万以上城市从7个增加到42个。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更是达到百万之多。”
听着杨度的讲述，梁启超只是微笑不时点头赞同着，事实上，两个人早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多次讨论。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中产阶层登场，尤其是伴随产业资本的确立，各个大中城市急剧吸收地方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逐渐将居住地扩展到郊区，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已经有了根本姓的变化。
“中产阶层经济比较稳定，思想比较活跃，但却无参政权。因此，寻求政治上的发言权，提高政治地位，以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和保证稳定的生活是中产阶层的共同要求！”
“的确！”
章炳麟用力的点下头，尽管他曾是陛下的亲信，但早在九年前，国家确立帝制后，他即退出保皇派，加入了明煮党，在这一点上，他和蔡元培等人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人都曾入光复会、保皇党，但后来却又都加入明煮党。
“贵族院为勋贵所垄断，而下议院，虽为民选，但却无组阁之权，省、市、县三级议会，又为地方士绅所垄断，因此才有“钦命内阁说”、“士绅机关说”，民宪之权，于中国可谓是从未存在，最近几年，民本主义于中国之所以盛行，当以中产政治诉求不无关系。”
“对！”
肯定的点点头，蔡元培随即说道。
“九年前，在各个大学，学生们闻战争而亢奋，但今曰，青年中倡导政党内阁、缩减军备，却已成主流……”
“而大小商人，同样渴望改变，他们希望能够真正在国会发表自己的声音，从而结束特殊经济模式，相比于政斧企业的掌握的生产资源，民间企业所能得到的生产资源实在是太过有限，而且，在商业竞争上，政斧企业又享有各种优势。”
“各所大学的学生们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同样也是国家资源的一部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必须被迫接受国家的调配，固然这是国家建设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却是以损害青年之自由作为代价。”
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发表着各自的看法和观点，而这些观点无一不是为“政党内阁”的把握加分。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杨度、梁启超等人便有意促成立宪党同明煮党的合并，并最终通过共同的努力促成在中国产生政党内阁，而现在，内阁的违宪，却让他们看到一个机会，一个提前举行下议院大选。
再次举行下议院议员选举，他们自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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