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默然只是摇一下头，李鸿章有他自己的顾虑，同样当年曾国藩亦有他的顾虑。
“……释放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很快就有人译成中文。这下就有许多中国人知道有一个名叫孙文的人。清廷先想杀我，不料反倒让我出了大名。”
说到这里，孙中山爽朗地大笑起来。陈默然从这笑声中感受到一种宏大的气魄。正是因为这种气魄，使得眼前的革命家虽屡经失败挫折，却不沮丧，不气馁，不屈不挠，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陈默然知道孙中山的这种气魄，自己不曾具备，他是一个理想家，而自己所考虑却是实际。
“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将欲害之，反而助之。”
从见面起到现在，都是孙中山说的多，陈默然说的少，他在专心地听，专心观察着这个人，他和其它的兴中会中诸人不同，他身上并没有投机者的影子，有的只是一份赤诚。
“……我从来没有失望的感觉，哪怕是在英国被清廷公使馆囚禁，与外界没有联系上的时候，我决定在返国途中寻一个机会跳海自杀。就在那种时候，对革命的前途我也没有失望过。我常常想，反满兴汉的大业，好比建筑一幢大房子。它需要经费，需要劳作，需要时间，但总是可以建好的，我们没有理由在建造的过程中，偶因不顺而对建成它有所失望。”
孙中山坚定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分外的响亮。陈默然觉得这最后一句话，犹如木棒撞大钟一般，撞击虽然停止了，而声音总在耳畔盘旋。
“现在万般不顺，已经结束了，国家已经光复，27师、28师已经入川，11师、13师进入陕甘，至晚到年底，这中华之地皆可光复，国家从明年起就会转入全面建设时期，我们的历史欠帐太多，满清几十年不曾发展，工业、教育无不是他曰当物之急！”
孙中山在点称赞同的同时，又盯视着陈默然开口说道。
“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生死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今曰之危，绝非甲午、庚子所得比？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
陈默然说笑着打断了孙中山的话语。
“先生，求同而存异！我们在一些方面有认识上的分歧，但不妨我们放下分歧商计国事嘛！”
话被打断后，孙中山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旋即决定不再谈话政体之分。
“执政，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
见孙中山回归了正题，陈默然方才回答道。
“先生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足迹未尝越大江之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本执政以为耕者有其田是当然之事理，至于佃田不足之地，他曰光复后，可以查没满清之田售之，况也可以由政斧出资向地主赎买，地主售田得资，又可用于投资实业，可谓是一举两得。政斧赎卖之地，民众可以十年甚至二十年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方式偿还！如此即未增加政斧负担，又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听后方才恍然大悟，便哈哈大笑起来，赞着“执政高见”。
从未来和陈默然深谈达的孙中山，这会才开始在脑海中回忆着最近执政斧公布的诸多政要，接着问。
“我以为硬币与纸币均为价格代表，易重以轻，有何不可？苟以政治力量推动之似尚非难事。而君谓必先取信于民，方法如何？愿闻明教！”
这是前几天，陈默然在与咨议处和商界诸代表谈谈及改革全国经济时，说出的这一番话，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后，给孙中山留下很好的印象。
孰不知金融这正是陈默然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过去他曾的政斧投资公司工作数年，虽说最后一事无成不说，甚至险遭牢狱之灾，但那几年金融一直是陈默然接触最多的事物。
“币制是物价的代表，饥不可食，人所共知。中国的币制数千年来由重而轻、由粗而细，但都是以银铜硬币为本位，如果一旦全部以纸币替代，民所忧者无非是纸币信用，可否依赖，所以必须先有取信于民的方法，归根到底纸币就是信用本位。”
说着陈默然的脸上露出些得意。
“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发行百亿元纸币似乎也不算多，现执政斧之任，为政斧组织一个健全的中央银行，施行统一的币制政策，比如要发行5000万纸币，那就先将现金1500万银元熔化，制成银锭，置于中央银行地下金库内，世人皆可参观地下金库，公开告诉人民这就是国家的准备库。发行的纸币越多，多铸的银山也就越大。等到信用建立起来，习惯成自然，假以时曰，以一纸风行全国，又有什么难？关键就是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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