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4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便当年的十一月颁布了《天朝田亩制》。与另一个时空不同的是，由于李秀成迅速击破了江南大营，并夺得了苏南，使得天京近郊成为一块较安定的地区，也就使得《天朝田亩制》能够扬州以南，宁国以东的狭小地域内得以实际实施，而不像另一个时空那样成为一纸空。
《天朝田亩制》内容繁多，归结起来大致两方面内容：
一是乡间采用军制，大致一万三千户为一军，基层每二十五户为一两，两司马就是底层的亲民官，负责警备、宗教、教育、司法等庶务。
第二、平分土地办法。其办法把田亩按产量分为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人多则分多，人少则分少，杂以等，好丑各半。每家除耕种外，规定都要种桑、养蚕、织布，从事纺织业，并从事养鸡、养猪副业。又根据公有制原则，收获不得归私有，除留粮食可接谷外，全部都归国库。凡麦、豆、宁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也一样都要归公有。至各家所有婚、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定，通国皆一式，不得多用一钱。其徐鳃、寡、孤、独、废疾，都颁国库赡养。
但这种土地全归天父的法令颁行以后，1845年征收夏粮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即耕种土地的农民“天亩做自产”，不将粮食上交，仅仅两司马甲辖下的二十五户人家，每家都有隐匿粮食产量，虚报食量人口的事情。比如有一家突然多出三个老娘，两司马甲问他：“汝家素贫，你父岂可纳妾？以前怎未见？”答曰：“躲兵灾去了，天国安定，刚刚返来。”
所以1845年征集秋粮的时候，天国，包括两司马甲，不得不依靠另一种传统的力量：胥吏和乡绅，来征集秋税。这就是平等王和自由王联袂上奏的《照旧交粮纳税》：
“缘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差我主二兄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南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如蒙恩准，弟等即颁行浩谕，令该等遵办，解回天京圣仓堆积……”
但乡绅不是傻子，既然天国有用到他们处，这些人便狐假虎威，先催缴自己名下的欠租，不仅是自1844年建都天京以后的，包括多年前，被天国命令勾销的“积年旧契”，连本带利一并催缴。至于胥吏的顺风敲诈，那是不消说的。
1845年的“秋征”，不仅乡绅与农民可谓势同水火，就是同为天国官员的粮官和乡官，也争执不休。粮官有征粮的责任，自然督促乡绅加紧催缴，对乡绅种种不法行为，视若无睹。而乡官，比如两司马甲，自己本是广西的破产农民，对佃农的苦楚感同身受，又有《天朝田亩制》为依仗，自不容粮官胡来。
终于1845年底的时候，两司马甲所的太平郡，由乡绅坐镇的征粮局，被农民捣毁，屋庐多毁，器物掠空，县监捉犯，而逃遁者多，查擎数日，始获曹、顾、贾三人。
捣毁征粮局案事关军粮征集，所以天候黄玉昆亲自下访办案，对被抓的三人训斥一番后释放，也没有追究两司马甲的责任。
两司马甲虽然逃过一劫，但仍旧有为天国征粮的任务，而江西战役即将展开，征粮刻不容缓，所以两司马甲，以及其他许多同僚，不约而同的想出一个办法来：它要向富家大户借捐。而对一般性质的收费，则按贫富分多寡，完粮牌时，“每张或三有徐，或五有徐，富户亦有千不等”，富户收费三倍龄贫户。到收每户银米时，是一律的，但规定“贫户无力完者，有力者倍完以足之。不肯完者拘人封房”。把贫户的负担加富户的身上，富户不肯交的，则捉人封屋。通过挤压乡绅家产的办法，终于将1845年出征前的军粮筹集完备。
然而，两司马甲的心底深处，却有一丝疑惑：挤压大户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今年的夏粮，怎么才能收上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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