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大学毕业之后，母亲建议他到农村工作，于是他就到了山和乡，从一个普通办事员干起，由于是大学生又是党员，积极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又积极主动，一年之后就被提拔为副乡长，分管财贸。
分管财贸的副乡长职责就是要完成全乡各项上缴的完成、保证乡政府财政运转自如、乡里吃财政饭的人能按时拿到工资，这里面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组织征收提留统筹款。
山和乡地处山区，老百姓本来就穷，乡里的征收工作又存在不少问题。
所以征收难度就更大，他作为分管的乡政府领导压力也是巨大，想来想去，想到乡里不是有不少人出去做手艺和务工吗？既然在家里收不到钱，那就把信用社和邮电所也利用起来，于是一边派人到村里宣传，逐家逐户的上门征收，一边则蹲守老百姓来信用社取钱或者取汇款单的时候，就地征收——汇款单上多少钱，那明明白白的，老百姓没推诿的余地。
这办法倒是立竿见影，很快就收到了好几千，老百姓对此就是恨得咬牙。可毕竟皇粮国税还是该交，这样被堵住征收也发作不得。
那天董阳生的老婆杨玉清到邮电所取钱，被征收组的堵个正着，要她把历年欠的提留统筹给交了，杨玉清讲这钱是寄来给她去看病用的，要收提留统筹收完谷子，卖了再缴，只是杨玉清家本来就是个不好征收的主，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逮住这样的机会岂能放过？所以征收组不管杨玉清是耍横耍泼还是低声哀求，还是把杨玉清家欠的提留统筹款给扣下了。
原本准备到娘家去的杨玉清见钱扣了，娘家也不去了，就哭哭啼啼骂骂咧咧的回家去了。
没想到回到家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杨玉清在乡场上闹了一下午，多次说这世道逼得人都活不下去了，回去的路上也是大肆宣扬.
杨玉清自杀了，很多人认定就是被政府的苛捐杂税给逼得上吊自杀的，加之其他人对于乡里种种政策不满已经许久，心里早就恨得牙痒痒，也跟着推波助澜，更是激起了农民们的怒火，都觉得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
气愤填膺的杨玉清亲戚弄了一块门板，抬着杨玉清的尸体到乡政府讨说法，一行人浩浩荡荡，沿途又有更多看热闹的人加入进来，整个队伍就更加庞大，到乡政府的时候人数就更为可观了，一下子就把乡政府围了个水泄不通。
得到消息的王立本开始还让乡治安室的民警和治保员驱散这些人，但是民警治保员还没上前，就被愤怒的人群扔出的石块砖头给砸了回去，只好躲在乡政府的院子里死死把守着大门，不让人群冲了进来。
于是乡里的领导不得不出面做工作，但是被壮大胆子的农民们却不依不饶。咒骂着乡党委书记王立本，又是一顿砖头石子砸过来。
乡党委书记王立本在乡里那是霸道惯了的，那受得这样的气，跳起脚来骂刁民，让矛盾更加激化。幸亏乡政府的人死死守住了大门，才没有爆发更大的冲突。
直到县里的领导和县公安局的干警到了之后，局势才控制了下来，县里领导当即宣布涉事干部一律停职反省，等待县里的调查结果再做进一步处理。
县里的领导又好说歹说终于才把杨玉清的家属工作做通，把尸体抬回去下葬了。
陆政东想到这里，也不禁叹了一口气，杨玉清事件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其实造成这样的后果，乡党委书记王立的高压政策才是罪魁祸首。
按照王立本的意思，只要是敢于不交提留统筹的，就采取该抓猪就要抓猪，该拉粮的就拉粮这样手段激烈的措施，他自然不想采取那样激烈的措施，于是采取堵邮电所和信用社这样的措施，实际上已经是够变通够柔和的了。
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作为分管财贸的副乡长，又是蹲守信用社和邮电所的提出者，自然是首当其冲要被处理的。
其后王立本的所作所为更让他气愤，他和王立本之前的关系本来就不怎么好。
王立本本来是属意乡里的团委书记、计生办女主任孙敏，结果县里没事先给王立本打招呼，就让他上了，王立本奈何不了县里，就把这笔账他头上。
加上王立本本来是粗人一个，根本就瞧不起他这样的文化人，陆政东至今都记得王立本那种蔑视，在王立本眼里，他这个大学生，说是天之骄子，实际就是是茅坑里的棍子，闻（文）也闻（文）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而他当年也年轻气盛，对于王立本无端的训斥，有时候也难免会顶撞一二，这让向来说一不二的王立本更是火冒三丈，在王立本眼里，他就是个刺头，于是本来就对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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