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小朝廷的第一桩“文字狱”就此落下帷幕，当吴伟业被释放出牢房之后，中国北方的士林不约而同的齐齐松了一口气，当然这里并非是说吴伟业这个人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实际上吴梅村虽然是当年“复社”的重要成员，而且顶着“心怀故国”的忠义帽子，但自从他变节出仕清廷翰林编修之后，这个清高的光环就被他自己拿掉了，在不少类似于顾炎武等级的大儒眼中很有点不齿的味道，而这次被捕之后，士林之所以为之声援，主要是因为此人的确是当今时代最为出类拔萃的文学家，可以说在诗词方面天下无人可与之比肩，所以不少眼光长远的大儒都不得不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到底象吴梅村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家，死在这种类似于“莫须有”的罪名下，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就是士林希望借吴伟业事件来试探一下汉军在文化方面的尺度。其实吴伟业这件案子背后的政治目的也非常之简单，基本上有脑袋的人都能看出汉军官僚“杀鸡给猴看”的意思——自从今年汉王林风亲统大军血洗辽东之后，大汉王朝在北方的崛起就已经是势不可挡，抛开其他因素，就军事角度来看，纵观整个黄河流域，林风麾下的这支精锐军团几乎是一个近乎无敌的存在，不论是清廷的残余力量还是杨起隆的农民起义军，或者是科尔沁和准格尔的蒙古铁骑，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覆灭林汉王朝，所以如何在进入这个北方帝国的统治阶层就成了士林最为关心的事情。
这次汉军都察院以吴之荣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在《圆圆曲》上发难实际上就是帝国宣言的第一个步骤——众所周知，鞑子朝廷已经基本上完蛋了，所以这里就不能不提醒广大人民一声，现在骑在人民头上的主子已经换人了，大伙的眼睛放亮一点，伟大的汉王殿下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王八之气，称皇称帝那是指日可待，任何胆敢挑战或者有挑战嫌疑的举动都属于违反现行法律的行为，必将受到帝国的严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活动和“留辫子”或“剪辫子”之类命令一样，都属于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部分，抛开遮掩在上面的极端民族主义光环，在维护独裁权威上没有任何质的区别。
顾炎武这次来拜访林风，就是抱有士林与新兴帝国沟通与妥协的目的。当接见顾炎武之后，林风在这段时间内花费了不少时间来了解当代的文化主流，虽然当年在中学课本上曾经学习了这类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自由思想，但现在真正接触过后显然不是那么够用，到底应付考试题目和治理国家是两种风牛马不及耳的事情，实际上在他的印象中，中国传统学术在这个方面一直都是相当之统一，那么既然没什么争论，那自然就应该很单调才对，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站在汉王的角度来看，由于屁股绝对指挥脑袋，所以这个制度当然是非常完美，林风当然不会希望当他打算征税或者发动战争的时候，会跳出谁谁谁来跟他说三道四。
受目前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所迫，把顾炎武和黄宗羲拉出去砍头肯定是非常不妥当的，何况这两个人都名满天下弟子众多，即算杀光他们的亲属恐怕也难得达到目的，所以如何扼杀这种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民主思想变得非常之有技术性，看来思想文化方面的思想，还是要尽量使用思想文化手段为主。
通过汪士荣情报系统的广泛调查，林风这才发现当今时代的学术思想非常之模糊矛盾，这实在是令他非常之吃惊，因为在他所受到的教育中，这个时代绝对是黑暗无比，众所周知，中国人这几个世纪在人文社会学所取得的成绩实在是乏善可成，起码历史书上一提到这方面不是孟德斯鸠就是伏尔泰，可现在从收集上的情报上来看，这个概念似乎有被颠覆的危险，据林风现在所了解的，这种模模糊糊的民主思想在当今中国绝对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市场，虽然相互之间有着激进与否的冲突，但除了黄老庄子学说之外，大都戴着一顶儒家的帽子。
综合概括，这种思想大概和黄宗羲一伙所持的观念差不多，据汪士荣等专业人士的考据，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从当年大明王朝张居正时代就有了，最当初是从皇帝与大臣的个人能力方面进行比较，公允的说，这个比较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为皇帝这个东西是通过**传递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政治家却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所以两相比较确实一目了然，这个论点可以在张居正和明神宗皇帝相互比较中得到验证，事实说明，一个运转良好的内阁确实比一个不确定英明与否的皇帝要强得多，所以不少儒家学者就在此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假如皇帝都像神宗皇帝或者万历皇帝那样卵事不管，放在皇宫高高贡起，把国家交给一批品德高尚、头脑强大的大臣来管理，然后由天下士林广泛监督他们的工作，那么这个国家形态是不是应该更美好一些？！
在这个思潮影响下，“东林党”就火速出现，先是一批名望学者牵头，然后大批草根士人纷纷参与，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对大明王朝的朝政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美其名曰“清流”，不过皇帝也火速意识到了这种地主阶级自由化对皇权的威胁，于是就立即培养“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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