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天气稍微有些反常，秋收过后，直隶、山西、河南以及安徽和山东大部降雨频繁，给之后的收种增添了许多麻烦，尤其是在影响了影响了晒谷时间，本来这件事情对于农民来说算不上什么大事，不过因为今年汉军政府计划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小小的天气变化差点酝酿成一场政治灾难。
经过一年多的统治，京畿以及直隶等地域的广大农村早已认可林风小朝廷的合法性，实际上在农民以及抵住心目中，汉军政府的形象似乎比康熙政权还要好一些，起码在一六八四年林风还慷慨的免除了所有的税收，不过这种好感也并非非常强烈，十七世纪的农村黑暗之极，绝非林风所能想象，本来林风认为自己应该邀买了不少人心，广大贫雇农肯定得到了不少实惠，但后来他很快发现这根本就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去年的“免税”与他想象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对于农民来说，北京城里的风风雨雨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权变动落到长工、佃户身上，仅仅是割掉一根辫子而已，衙门还是那个衙门，东家还是那个东家，自己仍然得一颗汗水摔八瓣地土里刨食，而林风的免税也是直接便宜了地主和富农，唯一的区别就是相对于大清时代，自己上缴的地租和赋税成分变化不同而已——对于这些混蛋地主乘机加租发财，林风也确实没有一点办法，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地方小军阀，根本没胆子挑战这个实力雄厚的阶级，只好顺水推舟不了了之，不过这也并非没有任何收获，至少现在汉军统治区内的地主阶级显然把这项免税政策误会成汉王给予他们的赏赐。
到了今年，去年的免税政策就导致今年的税收难度，众所周知，人类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而且对于利益有某种天然的惰性，在享受去年的优惠之后，不少笨蛋居然天真的企图保持这种利益，虽然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仍然试图挑战一下，至少能减免一点也是好的，所以当汉军真正开始征收赋税的时候，还是碰到了一些不识时务的傻瓜。
因为官僚队伍还未膨胀，所以现在这次汉军小朝廷的税种比较简单，只有田赋和人头税两种，以家庭为单位按人数和拥有的地产征收实物。严格的来说，汉军的税率应该是非常沉重，起码在林风眼里是这样，根据李光地那边的官方计算，目前一亩上好旱田的收获大概在三百斤至四百斤之间，而田赋却征收到产出的三分之一，而且这里还不包括人头税和徭役——当林风分析过这个数据之后真是吓了一跳，简直太可怕了，按照这个样子计算下去，农民的负担已经无法用“沉重”这两个字来形容了，即使不算好田还是劣田，不论生耕还是熟地，全以每亩三百五十斤计算的话，每亩地需要缴纳三分之一的田赋，然后再缴纳全家十四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成员的人头税（根据中国传统，“童子”和“二毛、花甲”可以免税），而如果是佃户的话，那还必须缴纳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地租——难以想象，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缴纳完毕之后，农民还剩下一些什么？！！
当然，感慨归感慨，同情归同情，林风长吁短叹之后还是决定执行这个政策，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林风在残酷的军政现实打击下早已成为一个理智的政治家，虽然说自己有拯救中国的理想，但这里倒也没说要拯救农民，不管怎么说，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林风那个时空的经验来看，政府牺牲农民的利益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现在还准备发展工商业，不压榨农民那还能压榨谁？！
弱势群体嘛，那就应该有弱势群体的觉悟不是？！
虽然有了一些心里准备，但事情发展到最后依旧变得非常棘手，承天府等京畿地区还好一点，这个地区应为有大量免税军人家庭，所以征税过程还比较顺利，但保定、顺德等地区却发生了一些反弹事件，不少地主强烈要求汉军政府“体恤民力、轻赋免役”，这些家伙甚至还串通了不少士人，通过种种门路把请愿书递到了中南海的汉王府，当然，眼下汉军军粮紧缺，汉王当然不可能答应这个荒诞的请求，在衙门一手软一手硬的拉拢和镇压下，这个“为民请命”的风波勉强平息了下去，但后来的那一连串暴风雨却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复杂。
因为天气的原因，今年收获的粮食不少都未能及时晒干，而汉军方面因为战争在即，所以不得不加快的征收步骤，两相逼迫之下，农民只得上缴那些湿淋淋的粮食——这当然不可能为衙门的官吏所能接受，于是矛盾就很自然的发生了，随着规定缴纳日期的临近，汉军衙门的大小官吏个个心急如焚，而农民却又坚决不肯上缴超过重量的粮食，在官府疯狂的催逼之下，白洋淀湖区的一些农民首先发动了“躲官”运动，这批人纷纷藏匿了粮食，划着小船逃到芦苇深处，拒绝与征税的官员和衙役接触，于是勃然大怒的官员们立即组织了衙役和壮丁进行“清剿”，当事件发展成武装冲突之后事情仿佛一发不可收拾，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这些农民甚至开始在白洋淀深处了几处小庄子打造武器、囤积粮食长期对持。
当局势急剧恶化之后，这件事情自然就没有谁胆敢隐瞒下去，而当林风接到这份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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