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慕容鹉来到北京的举子一共是四十一人，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和许许多多外地士子一样，刚进北京，就立即被这座宏伟的大城市镇住了。
这个时候正是开春时节，正月尚未远去，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紫红色的对联，有些大门上倒贴的“福”字甚至还没有干透，每一条胡同的转角处都堆积着鞭炮和烟花的废屑，熙熙攘攘的喧闹声中，时不时还传来一声遥远的炮仗声。这个时节是中国人一年之中最为清闲的时候，除了农夫得到歇闲之外，大部分行商和脚夫等也是窝在家中不做生意，理直气壮的享受着这个传统的节日。
大汉朝廷的第二次会试就是这个时候悄悄拉开帷幕。这种考试对于传统的中国王朝来说，是仅次于征战、郊祭的重要大事，关系着统治阶层的血液循环，同时还肩负着传统上的道德意义，可以说是“天下瞩目”也毫不为过。
林汉王朝对于这次考试异常关注，因为在当今的政治条件下，这种传统式的科举考试出来具有选材的功能之外，更多的还象征着“华夏正溯”的意义，圣贤曰：内圣外王，一个皇朝得到全国的承认的尊奉，除了军事上的成功之外，“文教之功”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人心所向”，代表着全国上层阶级的意愿，任谁也不能忽视。就像康熙初年一样，满清朝廷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却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了士人阶层的抵制，基层统治因此遭受重大挫折，所以不得不威逼利诱、绞尽脑汁逼迫别人参与“博学鸿儒”考试，企图在“文教”上树立起自己“华夏天朝”的地位。
林风在这一块显然比康熙幸运一些，因为有了顾炎武和黄宗羲两位大儒的加盟，林汉帝国在去年的时候就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在他们的督促下，李光地专门拨出了大笔经费，发给县级以上地方衙门修缮孔庙和国监学堂，并且在一年之中连续进行了多场“学试”和“乡试”，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次科举大考。
从传统的学术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很受人诟病，因为相对于洪武年传下来的规矩，普通人通过“举制”而踏上仕途确实殊为不易——首先，这个应考的必须是良家子弟，不是贱民乐户，也不是匠户军户之类，具有应考的资格；然后，在最初级的县学或省学考试中通过，得到“进学”资格，正式成为“秀才”，而在取得秀才身份之后再奔赴本省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参加数年一度的“乡试”，取得“举人”头衔，最后，再顶着举人头衔进京，参加礼部衙门举行的会试。
一般来说，从一介童生到举人身份的过程至少要三、四年的时间，同时每年还要不间断的参加县、道、省各级学政的不断监督和抽考，随时都有可能被刷下来，一路上风险重重，无人不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而这次居然只在区区一年的时间内就考出了这么一大批举人，确实不能不让是那些老派儒生心怀妒忌。
除了所谓的“举人速成法”之外，林汉朝廷这次的考试科目也有些令人吃惊。在这次考试中，除了传统的“明经”、“明法”、“明算”等之外，还增添了“明物”、“明医”两大类，后一项倒是一听就明白，但是那个所谓的“明物”却实在是颇为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个新兴的事物在在去年的时候还曾引起过士林的一番的争论，到底科举考试就是这个阶层的命根子，不论轻重随便动一下都能算做“惊天动地”，当学政把这个所谓“明物科”的“时艺制抄”（注：时艺，又可称“制艺”或“时义”大体上多是八股范文，阐述“古人今问”的技巧，效果类似于现在的“模拟试卷”）发下去之后，大伙才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严格来讲，这个科目倒有点象是“格物”，但若是按照教材来看又太琐碎，从农政到物理，不少内容几乎近似“技匠之流”，因此不少人认为这种做法实在是有辱斯文，因为上千年来大伙都觉得读书人和这些东西搭不上边；另外也有一部分鼓掌叫好，不过他们倒也不觉得这个新科目如何了得，绝大多数是庆幸多了一堆进士名额，而剩下的一部分只是厌恶八股罢了。
实际上这个时代士林中人也有不少人非常反对“死八股”，其中不乏名人大家，比如写文章大骂林风老丈人的那个吴梅村，这个人风流倜傥诗文滔滔，按文坛等级来看他考个什么状元探花应该是毫不出奇，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人诗词歌赋无一不精，但却唯独写不了八股，年轻的时上场屡屡受挫，后来到老了就干脆发了横，谁在他跟前说八股他就骂谁。所以这个时候看到大汉朝廷改革科举，类似的人物不管对不对，先叫一声好再说。
这个事情对于林风来说倒没什么大不了，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正在山西大战葛尔丹，相对于战争来说这种事情实在是有些无足轻重，所以尽管士林反响很大，但传到他这里也就是一件芝麻小事，反正这种事情对于他来说只是一锤子买卖——举人名额给了，进士头衔也承诺了，开不开科在我，考不考在你，随你的便。
在这种一锤定音的情况下，士林的反对声也渐渐消失，实际上关于朝廷开新科目的事情并不触犯他们的利益，而原来的八股策
阅读模式无法加载下一章，请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