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战争的和平收场给中国的政治冲击是震撼性的，当漕运重新开启之后，哪怕是最为追念前朝的人都不得不沮丧的承认，林汉帝国改朝换代的趋势已经是无法避免了。
新任大汉山东巡抚汤斌就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裁撤所有厘金关卡，取消强加在南北商人上的行政摊派，因为林汉集团一贯的重商政策，相形明、清两朝，汉帝国在商人心目中的信誉是可圈可点，所以尽管战争刚刚结束，在许多地方的治安状况还不是很好，甚至连信任的地方官都没有到任的情况下，但汤斌的命令依旧收到了很好效果，在晋徽商团的大力游说威胁下，百年来一直主持河运业务的漕帮河运公司迫不及待的一头栽进大汉的怀抱，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向北京表达漕帮上下的“赤子之心”，漕帮一次性发动了近两百条船只，从忻州府出发，将数十万石粮、棉等物资运往直隶，以充实京畿市场。
中国的统一过程大体上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游戏，其中在最初步的崛起过程至关重要，而且艰苦危险，但若是一旦站稳脚跟之后，之后的事情便容易了许多。漕帮的这次政治投机获得了北京政府的高度赞扬，其中现任的漕帮帮主被大汉朝廷授予“开平县男”的爵位，同时这个著名的河运公司也获得了不少政府订单，其中最大的一笔就是安徽驻军的军事物资补充，基本上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名利双收”，当这个巨大的红利传出之后立即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共振效应，大汉周边区域不少县、州、府开始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大汉朝廷的领导，其中最大的一块土地是夹杂在山东与安徽之间的徐州府，这个投诚过程很有点象地下工作者的秘密接头，汪士荣的军械粮秣统计衙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这件策反工程也的确做的非常成功，当徐州十七县全部易帜，王大海的军队正式进驻之后，远在南京的简亲王喇布才刚刚收到消息。
军事上的巨大成功令整个北京城憧憬着未来的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汉军中枢内部发生了极为尖锐的矛盾，其中以李光地为首的文官集团坚决要求停止战争步伐，让领地内百姓修养生息；而与他们对立的则是总参谋部衙门的一批少壮军官，他们的意见和文官集团截然相反，认为此刻朝廷应当挟大胜余威，乘胜追击，即算限于国力不大举兴兵南下，也至少要横扫河南平靖中原。
林风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平心而论，他本人倒是倾向于再接再厉，发动一场战争彻底解决黄河以北的所有的问题，但是，作为大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也明白眼下的大汉帝国虽然威风凛凛，但内地里却已经是无以为继，常年的战争令帝国最低层的百姓怨言重重，昔日大明王朝的例子还不过百年，若是把农民压榨得太过凶狠，因此而触发的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当文武两大集团里争执不下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式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不知道是不是收到汉军战果的刺激，当山东战事刚刚宁靖，河南杨起隆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突然集结起十二万大军，自从信阳、南阳分别南下，大举进攻湖北，连续击败数支伪清汉奸绿营军，先后攻克邓州、新野、老河口、谷城等重要城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横扫豫南、鄂北，当面敌对的伪军和地方乡勇望风披靡，在花费了少许时间绥靖地方之后，大军立即循唐河而下，会师樊城围攻襄阳。
这个消息宛如当头一棒，将总参谋部的主战军官敲得晕头转向，这个时候他们之所以竭力主张战争，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流贼杨起隆所部军纪涣散士无战心，若王师往攻必势如破竹”，而现在的战争形势却并非如此，杨起隆的部队在湖北战争中表现得相当不错，较几年前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组织还是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支农民起义军居然装备了大批战马，拥有至少六千人以上的骑兵，显而易见，这桩事情的背后没有蒙古人的影子那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而少壮派军官所期望的“一举歼灭杨起隆”显然不大可能，就眼下的情势来看，若要击败这支农民军，彻底夺取河南，恐怕非得进行大规模战争不可。
就在文官集团稍占上风的时候，杨起隆的使者也顺利抵达北京，与以往相比，这次的使者显得非常低调，其实这个外交地位的变化倒也不是一朝一夕，其中最远的一次可以追溯到林风和杨起隆的那一次会晤，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关系属于半结盟性质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彼此平等交往，尔后随着汉军的节节胜利和农民军屡屡受挫，这种关系便逐渐起了变化，杨起隆的使者也从“外国使节”的位置逐渐滑落到“小国从臣”，在面对汉帝国朝廷的时候，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软弱，不过虽然如此，但使者基本上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每每扯到关系“国体”的时候，还是尽量打出平等的旗号。
这一次这种事实上的扈从关系得到了杨起隆的亲自承认，使者到达北京之后，立即对林风行臣下之礼，称杨起隆愿意归附大汉朝廷，并且请求汉王殿下赐予封号。这种名义上的臣服立即成为文官集团的口实，不少人认为河南问题并非一定要采取军事手段，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杨起隆的臣服就代表着政治诱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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