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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国家规模宏远，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镇压之，以诸洞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上下相维，有臂指之势。洞酋虽号知州、县，多服皂白布袍，类里正、户长。号令风靡，保障隐然。”
这是樊绰所著《南蛮书》手稿上关于历代治理土族蛮官的一段节选，让人看起来也是颇以为然的一番道理；也是周淮安想要在安南之地，继续维持下去的架构和模式。
通过武力威慑吸土蛮的血，来维持镇压他们的力量，然后如此往复的循环当中，至其逐步的削弱和开化，最终不得不接受潜移默化的现实，而成为汉地之土的天然一部分。
说起来周淮安其实很羡慕自秦汉以降，那种以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能够爆发出来的全社会动员能力和源自基层的组织效率。
也正因为是这种古典军国主义政权架构下，举国一体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才能举数代之余烈横扫宇内六合，又威风八面吊打四夷九边而几无敌手。虽然这种体制到了太平年代如果不做调整和转型化，很容易再高压下成为培养陈胜吴广之流的土壤；但是在王朝衰微的乱世之期，却是极其具有竞争力和优势的。
只是到了东汉以后随着世家门阀的兴起，政权在民间基层控制力经历了大幅后退与地方势力的妥协；虽然历朝历代几经兴勃往复，从氏族门阀到士大夫，各种阶层换了一茬又一茬；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上层建筑的演变愈发精密；却是终其历史始终没有能够回到原来的水准上去。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土改工作队和生产资料公有化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体系建设，才在时隔两千多年之后将政权的触角和执行力，重新深入到占据了国家大多数人口的乡村农民之中去。
而周淮安本身，虽然受制于这个时代生产力和社会环境的历史局限性，也缺乏相应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来实现后世那种党组织建在基层的可怕执行力；但是以“师古复制”的名义重现一些秦汉时的古典军国主义要素，再塞进一些自己后世得到的经验教训和个人色彩十足的私货，却是完全没有太大现实难度。
最多就在这个期间被士人吐槽和批判为：“重法家，师暴秦、不恤民”而已；但是如果这个“民”不是那些掌握社会语话权的地主士绅，而是大多数朝不保夕、苟延残喘的穷苦百姓得话，那也就无所谓什么的“体恤不体恤了”。
在严格的管制下凭借劳动自食其力辛苦而顽强的活下去，还是像现代的印度农民一样稍有灾荒，就只能在家里“自由”的选择饿死、上吊或是易子相食的民主；相信除了那些被无政府自由主义精神洗脑成白痴的西方白左和国内公知大V之外，没有人会出现选择困难的。
在交州初定之后义军也没有闲着，而是顺便裹挟以大势，将红河平原周边山野里的土蛮聚落都给清剿了一遍；其中义军得其财货物产人口，而附从助战的本地豪族土兵、团练，则按照出力和贡献的程度，分得其田宅土地等不动产，也算是一种各有所得的互赢共利了。
当然了除了军事征服之外，也少不了经济命脉上的经营和渗透手段。
相对于自南越以降就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安南沿海贸易活动，安南内陆各州的经济结构就要相对单一的多了，主要还是以稻米桑麻和木材、矿石的输出为主；然后杂以一些牛畜生口什么的；外加上转手土蛮诸夷所产生金、杂香、朱砂等物。
而事关民生的盐、铁等大宗物资，乃至绫、锦、罗、纸、笔、瓷器、陶具等日用之物，甚至是铜钱和器物；都要靠广府和扈州方面为主的外来输入。因此，作为后续经营和维持的手段，发展多样化的手工业和河运商贸活动，才是义军得以持续消化这一系列战果的长远之计。
比如：在交州初定之后，籍着用兵扫荡地方的其间，义军通过代管（圈占）沿海战乱造成的无主之地，或又是接管从贼作乱的逆产；与那些地产零碎的中小豪族进行置换、赎取。
再加上那些解救回来的人口和牲畜，还有大量俘获的土蛮为驱使和奴役；很容易就营造起来一大片一大片，以交州大港和海门镇为辐射中心的新屯垦去和聚居点来。
然后依次为依托站稳脚跟之后，就会进一步的深挖当地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和土货物产加工方面的潜力了。这样安南沿海之地也就不再是单纯依靠，各种转口贸易造成的繁荣和景气，而是有进有出的长期稳定产业和受益群体了；这样也等于是在安南沿海地区变相造就了一大批有别于内陆，天然倾向义军的潜在既得利益阶层了。
正所谓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无论是残酷和恐怖手段产生的畏惧之心，还是让人感激涕零或是歌功颂德的恩泽；经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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