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一日，李植摧毁三王日报已经十天。《山东日报》做了大量纠正性的报道，力图消除三王日报造谣给李植带来的负面效应。
好在《三王日报》只造了十几天谣就被中止，经过《山东日报》十天的反复宣传，原先对李植有所怀疑的百姓们渐渐都改变了看法。
接下来，《山东日报》集中火力，开始在山东宣传“津国公法庭”的好处。
李植想控制山东，不仅仅是需要在山东征税。商税和田赋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项利益，但同时，李植还需要得到山东的司法权。只有控制了山东一省的刑名诉讼裁决权，李植才能将自己的势力真正扩张到山东。
司法权是舆论控制、收税、办产业、甚至办学校等各种事务的前提。没有司法权，当地的官员在官司中直接把李植的财产侵吞怎么办？官员刁难支持李植的人怎么办？只有把山东文官们裁判官司的权力废掉，李植才能真正在山东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才能大展拳脚。
当然，李植的津国公法庭不仅是李植统治的工具，更是李植为百姓们建立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的坚强支柱。
明末官场**，地方官员办案往往受到权势和人情的左右，真正的小民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极容易被有权势者欺凌。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产权保障。有权有势，就可以打官司抢弱小者产业。有本事的匠人，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去贿赂当权者才能生存。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能发展起来的只能是官商。高效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在不公的社会秩序下被处处刁难，支持不了多久就会土崩瓦解回到原点。
而李植的津国公法庭，则给予了百姓和商人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在法庭的保护下，农民可以放心的把田地养肥不担心豪强来侵夺自家的好地，匠人和作坊主可以放心改进生产，不再担忧权贵的侵夺。甚至小商贩都能够在自家小推车上摆上更多的货物，不再担心青皮无赖的敲诈。
所以李植首先要在山东建起来的，就是法庭。
《山东日报》开足了马力，开始介绍法庭的好处。天津有法庭之前的社会混乱和有法庭之后的井然秩序，被反复报道。社会秩序建立之后百姓财产更安全了，人身更安全了。治安变好了，社会生产扩大了，百姓更富足了。
天津有了法庭之后一些经典的案件，被《山东日报》登载出来宣传到各地。
这一天，济南的一家茶馆里，读报人拿着一份报纸，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着：
“没有法庭之前，天津秩序混乱，凡事皆可抢夺。天津静海县卖油小商人宋宁做买卖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本来生意不错生活小康。但他因为家妻貌美，被静海县一千户惦记。这千户一心想把宋宁害破产把宋宁的妻子抢来做妾，买通衙役每日到宋宁店前搞事。”
“宋宁担忧畏惧，抛弃家传店铺逃到天津卫城躲避，在亲友的酒楼里做烧火伙计，穷困潦倒。其一子一女因为缺衣少食相继病死。”
茶馆里的茶客们听到这些，都没什么反应。这明末官场**不比得明初，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有什么好东西都会遭人惦记。娶个漂亮媳妇是十分扎眼的，没有权势的普通人有个漂亮媳妇迟早会出事。
对于宋宁这样的遭遇，大家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然而报纸上的文章写到这里，话锋一转。读报人念道：“然而崇祯十四年津国公在天津开设法庭，法官清正公平，铲除奸恶抑制豪强，社会秩序逐渐建立。宋宁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怀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谋害他的千户告上法庭。”
“谁知道法庭秉公办事，竟真的判宋宁胜诉，抓捕千户杖罚五十，另判千户给宋宁赔偿白银一百二十两。宋宁这才明白天津已经大变样，带着妻子回到静海县重新经营油铺，如今已经成为静海生意最好的油铺商人。今年三月，宋宁妻子再次为他产下一子。”
听到故事的结局，茶馆里的茶客都十分惊讶。有权势者夺人妻子，本是声名狼藉的丑事。但在明末，这样的事情却根本没人管。茶客们都是小民，谁不希望看到这样混乱得到中止？想不到在天津，天津的百姓们已经享受到这样公正的社会秩序。
众人对视了一阵，都有些唏嘘。
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好！津国公的法庭好样的，我山东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法庭？”
众人看了看叫嚷的茶客，没有人说话。
读报人一抖报纸，又念道：“《富家翁绝望身后事，法庭为子嗣保住家业》”
“天津陶器商人赵分亭，经营‘赵记陶器店’三十六年，买卖遍及天津。赵记陶器用料扎实做工精细，质量上乘百姓们十分喜欢，是天津有名的商货，商品甚至远销京畿。赵分亭积累分店二十一间财货几千两，老死前十分担心自己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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