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整体税收数字，还是十分可观的。
万十五年，大明的总税田是七亿零一百万亩，总田赋是二千六百六十九万石。到了崇祯十四年，因为三饷的加派，征收的税收更多。即便是按照万十五年的田赋数字，按崇祯十四年的粮价，崇祯朝每年的总税收也至少有六千六百七十二万两银子。
这个数字看上去十分惊人，似乎足够大明朝招募兵马平贼却奴，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些征收的田赋并不全部缴入国库。
明代各地的田赋可分为两类；其一，起运；其二，存留。“省直银粮，名色虽不一，大约田赋、均徭二项，不离起解、存留两款”。所谓起运，就是运到中央政府或其他省的府、州、县或各边镇、都司、卫所等军事区域的部分。存留就是留供本地开销的部分。
地方上收取的大量税收是直接供给给卫所、都司和地方衙门的消耗，真正上缴给国库的，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一年不过几百万两。如嘉靖二十八年，国库“太仓库”岁入不过三百九十五万两。正因为如此，天子朱由检才如此缺钱，要不断加征税银。
但对于在地方上征税的李植来说，这庞大的税收基数是个好事情。他稍微增加二成田赋，就能得到很大的收益。
增加二成田赋后，李植每年可以多得折色银三十一万五千两，得本色田赋六万三千石。按现在粮食市价，六万三千石本色麦子相当于十五万七千两银子。加上折色，李植一年可以从天津新税制上赚取四十七万二千两银子。就算刨去一千多名税务人员的开支，还有四十万两净赚。
李植得知自己的征税方法可以为自己赚四十多万两银子，十分高兴。
李植心情愉快地带着谢良友和两百亲卫来到了曹姓缙绅家，收取新税制下的第一笔税银。
曹姓缙绅没有反抗李植的意思。李植在天津大开杀戒杀了那么多官员，天津的地主们哪里还敢和李植作对？虽然交纳赋税很可能让奸猾下人带着投献来的田地离开。但是银两田地毕竟是身外之物，此时还是顺从兴国伯的新税制，保住性命为上。
曹姓缙绅家里有旱田一千七百三十一亩，如今李植均平田赋，他每亩地每年要交纳七升一合的田赋，一千多亩地合计交纳一百二十三石麦子。
曹姓缙绅乖乖地从粮仓里取出一百多石麦子，交给了李植的税务官。
李植成功地收取了第一笔田赋，正要离开曹姓缙绅家里，却突然看到一个亲卫跑了过来，大声说道：“伯爷，外面聚集了几百农民，不知道做什么，一个个全跪在了道路两侧！”
李植愣了愣，看了看门外。
谢良友讪讪说道：“莫非是陆化林煽动农民的余波还在，农民听说伯爷来了，要闹事？”
李植想了想，笑道：“出去看看。”
谢良友死死拉住李植，说道：“伯爷万金之躯，切莫以身犯险！”
李植无奈地朝亲卫们一伸手，喊道：“拿盔甲来，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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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大是一个三十二岁的农民。
他三代单传，是孔家唯一的男丁。他家在赵家村有二十亩旱地，是祖上传下来的薄田。按理说，家里有二十亩田地也不差了，但孔老大和媳妇却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孔老大的苦日子，全在于他势单力薄，被衙役们欺负了。
孔老大亲戚少，不认识什么关系。加上他性格闷，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在赵家村形单影只，其他赵姓的村民都不太搭理他。
孔老大二十五岁时候，娶了隔壁村一个脑袋不灵光的女人做媳妇。
平日里，孔老大和傻媳妇两人可以说是赵家村里的孤家寡人，倍受城里衙役的欺辱。那些衙役们把一层一层的田赋全加到孔老大的田上，什么“折余”，什么“寄米”，什么“膏股银”，总之有各种说得出说不出的明目，硬是把孔老大的田赋加到二斗五升每亩。再加上每两折色银子二钱的“火耗”，最后孔老大竟要为每亩田交纳三斗田赋。
孔老大也想过反抗，可每次孔老大拖欠田赋，那些衙役就派差人带枷锁来抓孔老大。孔老大没有亲戚，明着被欺负了也不敢闹事，最后只能一次次被衙役们欺负，二十亩薄地每年交纳六石的田赋。
而这二十亩旱地本来就地薄，又没有灌溉水源，全靠到一里外的小河里挑水灌溉，一年也就能产出十五石的粮食。刨去每亩一斗三升的种子，刨去每亩三斗的田赋，孔老大每亩地只能收获三斗麦子，一年只有少得可怜的六石收益。
六石麦子磨成米面，要养活两个人。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孔老大和媳妇都要饿肚子。孔老大三十二岁了，傻媳妇也二十九了，如今膝下没有孩子。
他们生过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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