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了开春之后从东北和西北两个方面摧毁阿古柏之后李富贵认为西北的大局已经完全定了下来，石达开也受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李富贵现在更关心法国的事情，他刚刚收到欧洲传来的消息梯也尔政府和德国人签署了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大片领土给德国，并赔款五十亿法郎。这一切与李富贵记忆中的相吻合，不过现在他比起当年上历史课的时候对五十亿法郎的理解要深刻的多，“我怎么摊不上这样的凯子，那个浩罕连一百万都赔不出来，这样的穷鬼欺负起来真的很无趣。”
索岚在巴黎写了一封信回来，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兴奋之情，写这封信的时候梯也尔还没有上台，法国人正在坚守着巴黎，一干人以国际主义战士的身份加入了国民近卫军，在这里到处都是充满爱国情绪的巴黎劳动群众，索岚很容易就和他们产生了共鸣，李富贵甚至怀疑这个年轻人有些弄不清楚自己的国籍了。不过这支国际主义小分队中的其他人则远没有索岚这样乐观，化学专家们不管战事他们的任务只是保证工厂的正常运转以便一旦需要就可以转产，作为一家化工厂他们在这个时候仍然能为前线作很多事情，所以两位专家的工作十分充实，工厂也运行的不错。对局势不太满意的是那些加入国民自卫军的越南雇佣军和领导他们的两位参谋，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对于近卫军的水准简直不能容忍，乱糟糟的巴黎市民组成了一支混乱的队伍，法国人散漫的天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让那些经历过丛林站的雇佣军把后背交给这样一批人实在是强人所难。
于是这批越南人和中国人就组成了自己的小群体，在谁也说不清楚的建制下形成了一支战斗小队。
近卫军中的法国人对这些东方的来客倒是十分的友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热情，这些东方人的战斗技能让他们吃惊，那些越南人虽然身材瘦小但是却可以轻而易举的撂倒一个大个子法国人，他们在战场上的手段也层出不穷，每一招都阴损的让人心里发寒。
石意作为这群人的首领一直想带着他的人撤出巴黎，因为以他的眼光来看巴黎根本不可能守的住，而且在这里他们的游击技能也不能很好的得到发挥，可是这样做违反李富贵留下的命令，李富贵让他们：在革命开始之前他们必须留在巴黎，而且不必太卖力气，等到革命开始后一切以革命需要为准。
当法国政府签订了那份条件苛刻的和约之后，整个巴黎陷入沸腾当中，在国民近卫军中央委员会指挥下，又成立了国民近卫军共和联盟，这标志着近卫军脱离了政府的控制。梯也尔反动政府当然不会容忍自己身边存在这样一支军队，于是就企图利用突然袭击解除国民近卫军的武装，可是没想到派去的政府军队却倒向了起义者一边，终于战斗的钟声再一次响起，无力再控制巴黎局势的梯也尔政府只好逃往凡尔赛。
李富贵接到巴黎公社起义的消息时人正在上海，当西北一切的准备都做好之后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兰州了，正好浙江发生了一些变故，所以他干脆回到了两江，这一去大半年因为电报通讯政务倒没有压下什么，迫使李富贵不得不回来的的原因是浙江巡抚王有龄因为身体有病不得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
这些年浙江和两江的联系已经紧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谁都认为它是两江的一部分，不过实际上对于投靠李富贵的问题王有龄还是有一些抵触的，他毕竟还是满清任命的官员，多年忠君爱国的思想教育下王有龄仍然缺乏主动向李富贵效忠的魄力，所以他既没有阻拦两江对浙江的侵蚀，也没有主动的推进这一过程，在态度上总还是有那么一些若即若离，这让浙江的新派官员十分着急。浙江因为经济的原因在各方面都需要与两江接轨，所以他们的官制也是两套，不过与两江不同的是在这里以前的官位仍然保留了一定的权力，只不过这种权力不断的被新出现的职务所蚕食，新派官员都是一些留学生或者新式学堂的学生，最起码也得是自学成才对新世界有些了解的人，他们逐渐掌权后就一直致力于推动浙江加入到两江的体系中去，这些人很多都是浙商的子弟，于私于公对他们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
王有龄的畏首畏尾让大家很不耐烦，不过出于对巡抚的尊重这些年轻人还是保持了克制，虽然他们对湖北抢在浙江前面向李富贵效忠感到很是不忿。王有龄在浙江的声望很高，他为人做事都比较端正，当年抵抗太平军也是豁出过性命，虽然本人的能力有所欠缺但是能听取意见，在胡雪岩的扶助下一直也没出过什么大的岔子，尤其是浙江这些年搭着两江的快车发展的不错，作为一省之首也自然被视为劳苦功高。
等到王有龄有退下来的意思时这些少壮派一下子可都警惕了起来，因为算起来王有龄以下就是浙江的藩台，不过现在藩台的权力并不大，而且这个家伙的年纪比王有龄还大了两岁，少壮派的首领杭州知府兼浙江商务委员的吴台榭算得上和他并驾齐驱，再加上少壮派的力量本身就比旧官僚要强，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浙江提督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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