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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武过后不久西北的战事便渐渐展开，奕欣抽调了北方的几支主力配合僧格林沁开始了对回族起义的残酷镇压，广大回族同胞因痛恨满清政府歧视和迫害回民的政策也毫不畏惧的与占据优势的清军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战斗，李富贵这一次可以说站在奕欣这一边，对清廷的军事行动给与了很多的配合。因为西北回民起义里面还夹杂有民族冲突，虽然这其中满清官僚的挑拨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人员的大量死伤毕竟在那里摆着，很多这种负面的消息传到南方之后各处的舆论都开始把矛头指向西北的回民。左宗棠，曾国藩和李鸿章都相继表态支持朝廷对西北回民起义的镇压。
南方各位督抚们的态度让奕欣感到很欣慰，他甚至认为这是自己展现武力所产生的结果，当然这还不足以解释南方的督抚们除了口头上的支持还出钱出物帮助西征。这场战争一开始的局面的确不错，但是西北地广人稀、气候恶劣，回民又有据堡死守的习惯，战事一旦打起来也没那么容易结束，这一开打银子就像流水一样的往外花，南方的支援毕竟是象征意义上的，要是指望他们出钱来帮朝廷打仗也不太现实。
奕欣主要的筹款手段一是捐输再就是通过山西的票号筹借，向洋人贷款本来也是一条路子，不过当年太平天国到达顶峰的时候先帝都咬住牙顶了过来，现在只是对付小小的回民叛乱就大肆向国外借贷保守派们显然不能接受。至于东北虽然这两年粮食产量不错，但是要想真正为朝廷大规模的提供钱粮还还不是短时间内能实现的目标。
让奕欣感到恼火的是那些山西佬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要知道自从太平天国兴起以来山西商人为满清朝廷的贡献非常大，如果按照传统的规则来看他们的这种付出还是值得的，一方面朝廷也回报了他们很多生意上的特权，另一方面这种贡献也为他们打通了满清上层的关系。可是自从两江兴起以后这种交换就越来越不划算了，首先在李富贵那里不需要拿钱贿赂商人们的权益就能得到保障，而他们获得的一些特权两江的商人也并不放在眼里，到了南方更是形同废纸，至于花费如此代价结交的满清上层现在似乎越来越缺乏威信，这样就等于他们投资的几项主要回报都大幅度的缩水，自然这些精明的山西人就不再愿意继续那么卖力的为朝廷融资了。
奕欣当然不能容忍这帮家伙违抗朝廷的权威，于是一再的向几家大票号的老板施压，毕竟山西还是朝廷的地盘。这几位一商量都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寻求李富贵的保护倒是最好不过，不过他们觉得李富贵也不能直接把手伸到山西来。一人计短，众人计长，商量来商量去终于让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到两江借壳上市，只要有了两江商人的股份李富贵自然就有借口出面了，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干脆到两江去注册一个新的票号，然后慢慢的把资金、客户转移到新票号上去，老的这个越做越小，以后朝廷也就拿他们没什么办法了，当然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们并不希望走这一条路，毕竟这些老字号都是几代人打下来的，又如何能够轻易的放弃。
李富贵对于晋商的这种动向当然举双手欢迎，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的大商人都有取得一个两江身份的愿望，李富贵总是很亲切的接见他们好言抚慰。说起来山西商人一直以来对朝廷忠心耿耿，如果不是把整个国家的担子全都压到他们这一小部分人的肩膀上他们也未必能踏出这一步。
这件事让李富贵觉得是弄一套现代户籍制度的时候了，借由户籍上把老百姓的种种权力给规定下来，现在他不能制定宪法，只好把这些塞在其他的法律条文当中。不过在这个方面李富贵以往的记忆对他的帮助并不大，当年他没有什么机会同户籍打交道，家里凡是有这方面的事都是父母出面处理，从书刊、网络和电视里面也很少能够得到户籍方面的知识，了解最多的恐怕还是关于暂住证的负面新闻，这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李富贵不喜欢以往的保甲制度，他猜测户籍这一套如果做起来很可能会抄袭西方不少现成的东西，相信肯定有不少东西不能适应中国，幸好现在各个分析机构在发现问题之后都会第一时间寻找这里面的利益差别，所以经过初期试用之后他们总是能很快就把原有的东西改的面目全非，也由此很快地把引进的东西中国化。
西北的战事在一开始一直受到李富贵的高度关注，不过在最初几场激烈的战斗结束之后战事稍显平静，而李富贵的注意力也在这个时候被东南亚再一次的吸引。他在六七年底的时候接见了一位从苏禄来的使者，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属国不同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完全没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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