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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各衙『『mén』』开始办公之后，孙元起就忙得脚不沾地
首先是补齐衙『『mén』』和各学堂的缺儿。
按照学部的规定，本省所属高等学堂以下，学堂的监督、堂长及教员等均由提学使聘用，受其节制、考核。啥时候调整都是名正言顺，为何现在急于一时呢？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团体。
明清以来，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番薯、『『yù』』米等高产农作物的推广，致使中国的人口突破传统阈值，在乾隆年间首次超过一亿，在清代中后期一度达到四亿。人口基数增长，使得读书人的数量也随之水涨船高，可是平均每年录取的举人、进士数并没有大幅度增加，传统架构下的官员数量也没有多少变化，所以失业的读书人大量出现。
与此同时，人口增加导致社会管理出现大量问题。以前一个县只有三五万人口，在底层，宗族力量维持社会基本稳定；在高层，知县、县丞、教谕、县尉等几个正式公务员编的官员，便足以解决司法、考试、税收、财政、治安等问题。如今一个县人口达到三五十万，宗族力量又被削弱，还靠几个正式编的官员，如何能治理好？所以，知县会招收大量的失业读书人充任幕僚，来专『『mén』』处理这些问题。据有关统计，平均每个知县会有三十到四十人的庞大幕僚团队。现在有人会在网上叫嚣明清官民比例如此惊人，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宗族力量的重要，更不知道还有幕僚这种隐形的官员！
而且每位读书人在中举做官之前，都少不了宗族的帮扶、师友的提携。一旦他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走上工作岗位，必然要对宗族、师友进行反哺。幕僚、亲朋好友、故旧同年……这些人团聚在官员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官员的职位越高，利益团体越庞大。
陈夔龙身为总督，身边的人更少不了。如今他来湖北，那些人会像迁徙的候鸟跟随而来，在湖北搭巢筑窝、抢夺地盘。知县、知府这类官员，任命权在吏部，总督鞭长莫及，可是在工商、税务、盐政等油水部『『mén』』任命几个亲信做帮办、会办，那还是小菜一碟的。
近几年，清廷进行官制改革，教育口也成了香饽饽一来它是“地方招考”，即提学使就可以任命，不需要中央政fu批准，这就有很大的『『cào』』作空间；二来它是“参公管理”，虽然不是朝廷正式编制，却可以享受品级、职衔等正式编的待遇，等『『hún』』到一定级别，进入正规军也不是问题；三来它是“垂直管理”，上头的婆婆少不说，而且油水也多。现在不补齐，谁知道陈夔龙来了之后，会不会热心地给自己介绍几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对其他提学使来说，补齐衙『『mén』』和各学堂的缺儿算不得什么难事，毕竟为官这么多年，总有些夹袋中人物。可是孙元起不同，满打满算正式为官不过三四年，其中大半还是在和教材打『『jiāo』』道，根本不认识几个人。此番到湖北，几位幕僚早已在衙『『mén』』中任职，跟随而来的学生都太年轻，除了在学堂里任教，根本无法出任监督、堂长、教务长之类的高级职务。孙元起只好矮子里挑将军，从学校教员和湖北士绅中，选取有外国留学背景、思想开明、又有一定声望的人士出来撑『『mén』』面。
第二件事，则是把到手的钱『『huā』』掉。
要说，『『huā』』钱可比赚钱容易多了。这些日子，孙元起简直成了散财童子，以前各学校因为财政困难而搁置的图书、实验器材、校舍改建，全都酌情予以启动。鉴于研究汽车的需要，直接把湖北工艺学堂改为湖北高等工业学堂，一口气增设车辆工程、金属材料加工、工业设计、冶金工程等十多种专业。去年，孙元起死乞白赖才让张之『『dòng』』给学堂多增加一万两办学经费，今年倒好，从原来3万两暴涨到10万两！
除了在湖北高等工业学堂、两湖师范学堂等院校增设专业外，孙元起还在短短的十多天内，相继成立了『『jiāo』』通学堂、矿业学堂、石油学堂、钢铁学堂、地质学堂等。在孙元起的构想里，经世大学是专『『mén』』培养科学家的学校，而新成立的学堂则类似于后世的中等专业学校，主要培养大批量的熟练工人和初级工程师，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会在毕业后进入更高一级的高等学堂、或者出国深造。
新成立的近二十所学堂自然不能在武昌城内，孙元起拿过地图一比划，包括湖北高等工业学堂在内，便全都迁到城外郭郑湖畔的官山、洪山、珞珈山一带。这么多学校同时开工建校，使得武汉三镇的砖石木料、连带泥瓦匠的工资都翻了一番！
至于第三，则是在各个学校贴出公告，严禁在校学生参与各种政治团体，违者予以申饬，三次不改者由学校上报提学使司衙『『mén』』，将严加惩处。所谓的“严加惩处”，无非是取消助学